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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西文化发展的源头、过程、结果是不同的，因而形成中西人的思维方式也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中国人擅长于感性直觉思维，西方人擅长于理性逻辑思维；中国人强调整体，西方人更注重个体；中国人的思维以道德为标准，西方人的思维则以科学为标准；中国人的思维轨迹是曲线式的；西方人的思维轨迹则是直线式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单一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则是多元的；中国人的思维是封闭的，西方人的思维则是开放的。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诸多文化各自都是相对独立的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有其普遍的事实基础，如中国文化、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在世界诸文化中，只有西方文化从一开始起就产生了民主制度，并以大起大落，重心不断转移的旋律突飞猛进，成为人类前进的火车头；在世界诸文化中只有中国文化数千年来毫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一个不变的宇宙观，不变的政治制度，不变的伦理信条，不变的人生理想中毫不间断地延续下来。正是中西方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导引出了中西方文化发展的不同轨迹，从而使中西方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特征，中西方人思维方式差异的形成的根源，又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土壤。在中西方人眼中，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中西方人是按照各自的文化精神来思考和理解这个世界的；lg是按照各自的宇宙观形成的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中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 1、感性直觉思维与理性逻辑思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的、直觉的，因而是模糊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则是理性的、逻辑的，因而是清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是气的宇宙观，气的世界一开始就是模糊的。《周易》说：“神无方而易无休。”、“阴阳不测之谓神”，是模糊的。《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社会习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名之日大”(二十五章)。这“道”是混饨未分的，是物质性的，弥漫一切，无所不在。又说：“道常无名”(三十二章)，“道隐无名”(四十一章)，“视之不见名日‘夷’，听之不闻名日‘希’，博之不得名日‘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瞰(光明)，其下不昧(阴暗)，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这是对“道”之 “无”的特点的描述。显然，这种“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人的感性经验不可体会的。看来，老子的“道”是模糊的。孔子的“仁”因人而异。《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58章，“仁”字出现 105次，而每一次“仁”的内涵都有所不同，足见“仁”的模糊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如此的玄妙，而谁也不能精确地将这“气”说明白，真是混混沌沌，而正是这种文化的模糊性哺育了中国人，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模糊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我们不能对事物进行严格的定义，不能进行逻辑的推理，更不能检验对错。因而，这种思维方式是不承认或否定逻辑思维的，所以只能走向“悟”，“悟”的模糊性就可以任意解释，使你无法推翻它，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这种思维方式是感性的、直觉的，因而，对于事物的表层来看可能把握甚至超越了，但是对于事物的深层则无法把握，结果必然带来主观性和随意性的灾难性后果。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即是如此。与中国文化相反，西方文化一开始就具有明晰的特征，古希腊第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泰勒斯就指出：“水”是万物的始基，万物产生于水，又复归于水，很清晰，很明白，是这样的确定，以致于再前进一步就得否定它，这正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否定中前进。毕达哥拉斯提出： “数是万物的本原”。在数目中可以见到各种各类的和谐的特性与比例。德谟克里特创立了原子学说，认为原子以不同的秩序和位置结合起来，产生物体，原子分离物体消灭。这是物质的明晰，柏拉图提出“理式”则是精神的明晰。亚里斯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欧几里德建立了平面几何体系等一直作为西方文化的精神工具延续至今，成为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里程碑。古希腊文化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石，也哺育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反，西方人更长于理性的逻辑思维。欧洲中世纪，托马斯·阿奎证明上帝的存在是用的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到了近代，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是让人们明晰地认识世界。到了十九世纪，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体系更是明晰的、理性的、逻辑的。二十世纪，尽管爱因斯坦提出不确定的相对论，但是他又力图建立一种宇宙统一场⋯⋯这就是明晰的西方文化。人类如何清晰地认识这个世界?西方文化是通过工具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物质的工具，即实验手段。精神的工具，即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由于人们自身的局限性，要清晰、明白、理性地认识这个世界是做不到的，所以只能以工具为中介来认识世界。从古希腊阿基米德的静力学到科学巨人牛顿的古典力学再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一不是明晰的逻辑思维和科学的产物，从实验到理性的中介工具正是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而正是人们理性思维对于实验和逻辑的重视，使西方文化跳跃式的发展，正是这种理性的逻辑思维使西方人对世界的认识是确定的、清晰的，他们清醒的认识到“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归凯撒管”。人们清楚什么已经认识了，什么还没有认识，什么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天才和真理，只有得到工具的认可，才具有权威性。近代以来，许多重要的概念都是诞生在欧洲的，不能不说它们都是理性逻辑思维的产物。即使是艺术也同样偏重科学、理性和逻辑思维 2、思维整体与思维个体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说：“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即气一无论的自然观。”[1]此利时布鲁塞尔学派的领导人普利高津说中国人重关系。这都是对中国文化中整体功能的朦胧认识。而事实上，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李约瑟和普利高津仅仅是肤浅的认识而已。中国文化中的整体功能的理论的根源在中国文化中气的宇宙观，是气的宇宙观的具体展开。而在西方，从毕达哥拉斯的数理描述理论到德谟克里特的原子结构理论，从近代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到现代西方的各种哲学流派，无一不是西方实体宇宙观的具体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不离开整体来谈部分，也不离开功能来谈结构。整体功能就是“从整体出发，以整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把握。它绝不离开整体来谈部分，离开整体功能来谈结构，它认为离开了整体的部分，再也不具有其在整体里的性质。把分割开来的部分考察、研究、透视得再精确、明晰、详细也没用，因为它已失去了原有的最本质的东西。例如人体解剖得到的知识早已不是人体本质性的知识。人最重要的是神气，一旦解剖，神气已亡，何谈认识。各部分之所以存在，全赖整体的存在，整体功能是整体决定部分，而不是部分决定整体。”[2]中国整体功能是包含了未知部分的整体功能，是气。它的整体性质的显现是靠整体之气灌注于各部分之中的结果，各部分的实体结构是相对次要的，而整体灌注在这一实体结构之中的气才是重要的。[2]中国文化中气、阴阳、五行的整体功能的理论，一直是中国人认识事物、处理问题的理论依据，它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从这种宇宙观出发，中国人形成了几千年来不变的思维方式，即部分(个体)依赖于整体，整体决定部分(个体)而不是部分(个体)决定整体。中国几千年来大一统的朝廷作为社会的组织管理系统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中国人喜欢大一统，欣赏大一统，对于大一统、整体的依赖性超强，正由于此，中国人缺乏独立用考的能力，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和价值，个人的权利得不到真正的保护。与中国文化不同，西方文化的宇宙观是实体的宇宙观，实体在虚空中生存、发展，但实体和虚空是分离的，实体可以从虚空中独立出来，这样必然走向形式逻辑和实验，走向形式逻辑和实验的结果必然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深化又会推动对于新的事物的认识、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决定了他们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进的；也决定了西方人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形成了西方人个性的多元化和思想的多元化以及政治的多元化和民主化。 3、伦理思维与科学思维中国是一个伦理的国度，伦理思维模式已经深入到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