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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地发生变更。”马克思要求人们必须时刻区别两种变革：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的形式是反映现存冲突并解决这个现存冲突的。对这个现存冲突的解决，黑格尔区别了两种情况：一是解决矛盾，一是在矛盾上遭到毁灭。他说：“经历这种对立、矛盾和矛盾解决的过程是生物的一种大特权；凡是始终都只是肯定的东西，就会始终都没有生命。生命是向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的，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生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如果它停留在单纯的矛盾上面，不解决那矛盾，它就会在矛盾上遭到毁灭。”"#$ 我们比较王国维所说的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两大中国古代悲剧《窦娥冤》、《赵氏孤儿》和西方典范悲剧作品《俄狄浦斯》、《汉姆雷特》、《麦克佩斯》可以看出，中国悲剧是在即将谢幕的时候，西方悲剧才拉开大幕。关汉卿的《窦娥冤》和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都有伸冤，即矛盾的解决，前者是父亲为女儿伸冤，后者是儿子为父亲报仇。不同的是，当《窦娥冤》的窦娥的父亲窦天章为女伸冤时，中国悲剧已到尾声。而《汉姆雷特》的汉姆雷特为父伸冤时，西方悲剧才拉开大幕。这两部悲剧都有鬼魂出现。可以说，没有窦娥的冤魂、汉姆雷特的父亲冤魂的出现，他们的冤屈就难以伸张。同样，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都出现了疫情。而这种疫情的产生都是因为悲剧人物引起的。但是，中国悲剧对疫情的追查已是悲剧的结束，西方悲剧对疫情的追查则是悲剧的开始。当然，这种追查的结果不同，中国悲剧追查的结果是真相大白之日，就是悲剧人物平反昭雪之时；西方悲剧追查的结果则是真相查明之时，就是悲剧人物遭到毁灭之日。西方悲剧的悲剧人物俄底浦斯、汉姆雷特都是这种可怕的下场。这就是说，中国悲剧是悲在矛盾解决前，西方悲剧是悲在矛盾解决后。在关汉卿的悲剧作品《窦娥冤》中，悲剧人物窦娥在遭受沉重打击时不是没有反抗和拒绝，她对不公的命运还是抗争的。在遭到张驴儿父子的淫威胁迫时，窦娥没有屈服、妥协，甚至还嘲笑她婆婆的软弱和顺从。窦娥在受冤遭屈后，没有认命；在严刑酷打的折磨下，她也没有屈服和低头。后来只是因为不忍心婆婆挨打，才屈打成招的。尤其是窦娥最后的三桩誓愿，简直是控诉和怒吼。“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想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种反抗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中国悲剧人物都是逆来顺受。当楚州三年大旱，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窦天章来到淮南地面。又是在窦娥的鬼魂的反复提醒下，才平反了冤案，惩罚了毁灭窦娥的邪恶势力。与西方悲剧《俄底浦斯》《汉姆雷特》等作品相比，中国悲剧在即将结束的时候，西方悲剧正好拉开大幕上演。《窦娥冤》的楚州三年大旱正是中国悲剧临近尾声，悲剧人物已经谢幕，而解决这个矛盾和问题的窦天章不是悲剧人物。在西方悲剧作品《俄底浦斯》中，悲剧人物既是挑起矛盾和问题的，也是解决这个矛盾和问题的。忒拜国发生了瘟疫，国王俄底浦斯查找原因，解决这个矛盾。当真相揭开的时候，忒拜国王后自杀，国王俄底浦斯刺瞎双眼，自我放逐。无论中国悲剧，还是西方悲剧，制造悲剧的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同的是，中国悲剧的这种惩罚倾向外在的，即遭受他人的惩罚，西方悲剧的这种惩罚倾向内在的，即自己惩罚自己。关汉卿的《窦娥冤》和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都出现了鬼魂向活着的人诉冤，但冤死的窦娥是悲剧人物，而为她平反昭雪的是她的父亲窦天章却不是悲剧人物。与此相反，冤死的汉姆雷特的父亲却不是悲剧人物，而为父亲伸冤雪恨的王子汉姆雷特则是悲剧人物。这两部悲剧作品都是复仇，都成功了，但对悲剧冲突的选择不同，因而矛盾的解决就不相同。结果，悲剧人物也不相同。中国古代另一大悲剧———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麦克佩斯》可以说基本上相同。这两部悲剧作品都出现了后代复仇并战胜对方的结局。中国悲剧《赵氏孤儿》是以一系列的自我牺牲的英雄人物为悲剧人物的，而西方悲剧《麦克佩斯》则是以制造血腥灾难的麦克佩斯为悲剧人物的。可以说，在中国悲剧《赵氏孤儿》中，制造悲剧的屠岸贾并不复杂，他的毁灭是大快人心，罪有应得。因为他不是悲剧人物，所以，即使和西方悲剧《麦克佩斯》的麦克佩斯有同样的命运，同样的结局，但人们却没有发现这两大悲剧从根本上是相同的。如果《麦克佩斯》的悲剧人物是邓根、班戈、迈克特夫等人，那么，这个悲剧就和《赵氏孤儿》没有根本的区别。其实，麦克佩斯和屠岸贾都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将军，他们的不同只是前者不是自始自终都是一个奸臣，还是国家的一个有功之臣，开始也是一个忠臣，后来因为经受不了膨胀欲望的蛊惑，走向了犯罪和杀人的不归路；后者则一出场就是一个坏蛋。可以说，中国悲剧是一种外在否定，中国悲剧的邪恶势力是不会自我悔恨、自我忏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而西方悲剧则是一种内在否定，西方悲剧的悲剧人物是深深地反省自我，对自我的罪恶进行了扬弃和批判。其实，中西悲剧可以说都是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否定或毁灭。中国悲剧在一定程度上是引导人们树立战胜邪恶势力的信心，而西方悲剧则是摈弃自我的邪恶的污浊的东西。西方悲剧理论就反映了这一特征。从亚里士多德的情感净化论、黑格尔的“自我退让”论到叔本华的主动放弃论，都反映了悲剧人物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和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佩斯》的结尾都出现了复仇。这种复仇就是矛盾的解决。不过，玛尔康等人的复仇是借外国的军队，而赵氏孤儿则是借国王的力量。可以说，他们都是借助外在的力量。不过，复仇种子的保存则有所不同。如果说《赵氏孤儿》是被杀的人的后代赵氏孤儿赵武是在一群忠臣义士舍身忘我的救护下得以逃生，那么，《麦克佩斯》则是被杀的人的后代自己意识到了危险而逃走的。可以说，《麦克佩斯》和《赵氏孤儿》在结尾上基本上相同，都是遭到毁灭的人的后代为他们报了仇，雪了恨。因此，《麦克佩斯》和《赵氏孤儿》最根本的不同就是选择悲剧冲突以至选择悲剧人物的不同。虽然《麦克佩斯》也有正义与邪恶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不仅表现为外在的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的较量，而且表现在内在的善与恶、忠诚与背叛的对立和消长上。麦克佩斯的叛逆的野心是跟麦克德夫和玛尔康的忠义和爱国心冲突的：这就是外部的冲突。但是这些力量或原则同样在麦克佩斯本人的灵魂中冲突着；这就是内在的冲突。仅仅有一种冲突是不能构成悲剧的。布拉德雷非常精辟地指出：“把悲剧看成是冲突，这着重指出了行动是悲剧故事的中心；至于在更伟大的戏剧中，把兴趣集中在内心的斗争上面，这着重指出了这种行动根本上是性格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把主人公看成简直完全是被外部力量摧毁的人，这对于莎士比亚是全然格格不入的；认为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缺点的行为促进了主人公的灭亡，这对于莎士比亚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莎士比亚给予麦克佩斯一种类似的、然而不那样非凡的伟大，另外还给予他这样的一种良心，它的警告是这样令人可怕，它的谴责是这样令人发狂，以致他内心苦痛的景象迫使观众对他表示恐怖的同情和敬畏，而这种同情和敬畏至少可以同使观众想让主人公毁灭的愿望平衡起来。他可以是不幸的，也可以是可怕的，但他不是渺小的。他的命运可以是令人心醉的和神秘莫测的，但不是卑鄙无聊的。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是完美的，几乎没有任何缺陷。他们即使有缺陷，也不是悲剧形成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悲剧的悲剧冲突主要表现在外在的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之间的彼此较量和决斗上。在《赵氏孤儿》中，首先是屠岸贾设计陷害了赵盾，逼走赵盾，假传王令杀害赵盾的儿子赵朔，诛尽杀绝了赵盾满门良贱三百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