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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驸马赵朔和公主所生的婴儿赵氏孤儿也不放过。接着是一群义士同屠岸贾的斩草除根行动展开了斗争。这场搜孤与救孤的斗争十分激烈。“忠孝的在市曹中斩首，奸佞的在帅府内安身。”首先是程婴拼死救孤，为了存孤救孤，公主自缢了；其次，是非分明的韩厥舍身救孤，“你又忠我可也又信，你若肯舍残生我也愿把这头来刎。”再次，赵氏孤儿逃出了驸马府，但屠岸贾诈传晋灵公的命，“把晋国内但是半岁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厮，都与我拘刷将来，见一个剁三剑，其中必然有赵氏孤儿，可不除了我这腹心之害？”接着，程婴存孤弃子，“一者报赵驸马平日优待之恩，二者要救普国小儿之命。”公孙杵臼忍痛挨打，舍身存孤，“有恩不报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言而无信言何用！”最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报仇雪恨。因此，中西悲剧在选择悲剧人物上的不同绝不在于悲剧人物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而是在于它们是否有内在的矛盾冲突。我们比较西方悲剧《麦克佩斯》和中国古代悲剧《赵氏孤儿》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英国 "#世纪文学评论家赫士列特在解剖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麦克佩斯》的悲剧人物麦克佩斯这个形象时说，麦克佩斯一想到暗杀邓根———这是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他去干的———就充满了恐怖，在事后又充满了悔恨。麦克佩斯并不是没有同情感，他也能怜悯人，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因溺爱妻子成为傻瓜，他把失去朋友、失去随从者的挚爱、失去好名声列入使他厌倦生活的原因，他后悔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得了王位。在他心神不安时，他羡慕那些他打发去长眠了的人。当然他更深地陷入罪恶时他变得无情，“他杀人的念头已经熟悉了悲惨的事”，最后他还在进行这番事业的大胆和血腥方面走在他夫人的前面，而他夫人由于缺乏同样的刺激行动的力量，“为夺去她睡眠的重重幻觉所苦”而发疯死去。麦克佩斯竭尽全力想借排除犯罪的后果来避免回想他所犯的罪，想借谋划将来要作的恶来排除他悔恨过去的思想。也就是说，麦克佩斯的毁灭，不但是遭到邓根的后代的摧毁，而且是他自己的崩溃。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中国悲剧的悲剧冲突不是发生在悲剧人物的身上，而是发生在悲剧人物与邪恶势力之间。如果说莎士比亚的《麦克佩斯》主要展现了大将麦克佩斯欲望的膨胀，走向邪路，暗杀国王和大臣，那么，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则主要是突出一群义士前赴后继拯救赵氏孤儿的抗争。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在道德上是相当完美的，基本上没有内在冲突。在《赵氏孤儿》中，正义力量在同邪恶势力斗争的过程中是义无反顾的，没有犹豫和困惑。惨遭灭门之祸的赵盾在道德上十分完美，他竟感动刺客触槐而死。而那些救孤、藏孤、抚养孤儿的一群义士在道德上更是无懈可击。虽然西方悲剧的悲剧人物或多或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过失，但是，悲剧都是对这种过失的否定，或者，悲剧人物的毁灭就是因为这种过失引起的，或造成的。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佩斯》的悲剧人物麦克佩斯的毁灭就是他咎由自取，是麦克佩斯的膨胀欲望一步一步地把他引向了毁灭。这种毁灭就是正义战胜邪恶，就是美。只不过这种美，中西悲剧的表现各自不同而已。中国悲剧表现在外在的正义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过程中，西方悲剧则表现在内在的人性善战胜人性恶的过程中。如果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麦克佩斯》的悲剧人物和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的一样，以邓根、班戈及其后代为悲剧人物，那么，莎士比亚的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反过来，如果中国古典悲剧《赵氏孤儿》的悲剧人物和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佩斯》的悲剧人物一样，以屠岸贾为悲剧人物，那么，中国古典悲剧《赵氏孤儿》和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佩斯》就具有相同的特征了。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势，麦克佩斯暗杀了邓根、班戈等人。麦克佩斯虽然得到了无上的荣誉，可是他仍然不满足。女巫的话不仅刺激了他的欲望，而且暴露了他的野心。英国"#世纪文学评论家赫士列特认为，麦克佩斯之残暴是由于偶然条件。麦克佩斯充满了“人类慈善的乳汁”，他坦率，喜欢交际、慷慨大方。他是让大好机会、妻子的怂恿和预言的告知给引诱得犯罪的。命运与超现实的力量共同反对他的美德与忠心$%&。这是从外面寻找原因。英国当代文学评论家海伦·加德纳在《宗教与文学》一书中指出：“究竟是什么东西引诱人们背离他们的判断和良心去做那些他们自己都感到厌恶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要执迷不悟地走那条明知会导致毁灭的道路？为什么关于未来的伟大前程的预言在一个人身上只引起轻微的反响，却在另一个人身上引起了谋杀的想法而不是伟大的念头？说麦克佩斯是为野心所驱使等于什么也没说。”$%&魔鬼没有化装成光明的天使来欺骗他。那些女巫是令人憎恶的形象，那血迹斑斑的匕首更是件引起恐惧的东西。然而，没有光明的前景有助于他那挣扎着的良心。他受到诱惑，也摆脱不了邪恶。这是从内面寻找原因。比较而言，海伦·加德纳所找的原因更有道理。麦克佩斯不断地杀人，就是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势。作为具有同样身份的屠岸贾也是晋国的大将。当时，晋灵公在位，文武千员，其信任的只有一文一武，文是赵盾，武是屠岸贾。屠岸贾伤害赵盾是为争宠。而争宠就是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晋灵公既没有调节这对文武不和的矛盾，也没有完全偏袒哪一方。在这个矛盾的发展过程中，晋灵公都不是遭受攻击的对象。这和《麦克佩斯》很不相同。在《麦克佩斯》中，苏格兰国王邓根直接就是大将麦克佩斯前进或野心实现的绊脚石。屠岸贾也有麦克佩斯篡逆的野心，不仅是自我欲望的膨胀，而且是僭越，“就着我这孩儿的威力，早晚定计，弑了灵公，夺了晋国，可将我的官位都与孩儿做了，方是平生愿足”。不同的是，屠岸贾没有麦克佩斯的困惑和犹豫。屠岸贾最后的覆灭也和麦克佩斯一样。他不满足已有的权势，还要进一步地攫取。同麦克佩斯暗杀班戈以绝后患一样，屠岸贾也是要早晚定计，弑了灵公，夺了晋国。有趣的是，他们二人都无后人。即使他们夺得天下，也不可能传位后人。麦克佩斯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担忧，才挑战命运的安排而走向毁灭；屠岸贾虽然没有这种担忧，但他收养赵氏孤儿，却是自种祸根，自掘坟墓。这虽然是外在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屠岸贾也是自作孽不可活。但是，中国悲剧没有选择屠岸贾为悲剧人物，这样悲剧冲突就不在悲剧人物身上展开，而在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之间展开。因而中国悲剧就出现了与西方悲剧很不相同的面貌。不过，中西悲剧尽管在选择悲剧冲突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悲剧冲突的解决上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它们都追求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近现代以来，人们因为没有深入地把握中西悲剧各自的审美特征，而是在某些外在的形式上寻找彼此的差异，所以看不到中西悲剧形态差异的背后的根本同一。即使是西方悲剧理论，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对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求得统一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