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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解析季羡林“老年忽发义理狂”的动机及其“多元文化观”、“文化交流论”的内涵的文化交流论文下载：季羡林先生的义理之学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多元观,其二是文化交流论。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不能说是一个地方产生文化,或者一个民族产生文化。民族不管大小,都对世界文化做出过贡献。文化一旦产生,就必然要发生交流。交流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交流的双方都获益,并由此推动整个人类文化不断前进。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已经证明不是全面的,应该既拿来,又送去。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相结合,就会使我们的文化政策比较全面,也会使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

关键词:季羡林;文化;多元;交流　　

近些年来,季羡林先生一改过去不喜欢义理的习惯,开始喜欢起义理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老年忽发义理狂”。他先后发表了一些理论文章,阐述对中国和东方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以分析思维见长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现在需要改弦更张,吸收东方文化的优点;东方文化在近代以来落后了,但因为它采取的是以综合思维见长的思维方式,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可以挽救西方因对大自然穷追猛打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危机。季羡林先生的“忽发义理狂”,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学术界尚未注意到,这就是他的多元文化观和文化交流论。

一、“老年忽发义理狂”的动机

中国的传统学术,根据清代学者的划分,主要是三种:考据、义理、辞章。在这三种传统学术中,季羡林过去一直是偏爱考据和辞章的。对于义理,他敬而远之。他认为义理非常玄乎,谈义理往往是各人谈各人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问题争论起来,或者是不知有多少结论,或者是没有结论。季羡林因此在过去很少涉及哲学。但是,有人认为季羡林不涉及哲学是因为他不懂哲学,这恐怕是大错而特错了。他从小就特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除《百家姓》、《千字文》以及《隋唐演义》、《三侠五义》等启蒙读物和小说外,还阅读和背诵了大量儒家、道家的哲学著作。上初中时,其叔父季嗣诚给他编选了宋明理学的文章,集成《课侄文选》。到现在,他在写文章时,还经常大段地引用传统文化的经典和古典诗词,《老子》、《论语》、《庄子》、《孟子》、《易经》、《书经》、《诗经》、《孝经》都是经常被引用的。至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他几乎能大段甚至整篇背诵。在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并任系主任后,他还完整地听了汤用彤先生开设的魏晋玄学的课程,并作了系统的笔记。当时作为系主任,他还听了周祖谟先生的音韵学课程,大量阅读了当时的音韵学名家罗常培、周法高、陆志韦、汪荣宝等先生的文章,对他们有关音韵学的讨论和争论非常注意。因此他有非常深的传统文化造诣。不但我们经常用的典籍季羡林都系统读过,如《二十四史》、《文心雕龙》、《梦溪笔谈》、《诗品》、《宋高僧传》、《四十二章经》、《一切经音义》、《般若经》、《法苑珠林》等,我们不经常用的,甚至我们不熟悉的一些书籍,如《宝德藏》、《佛祖历代通载》、《佛祖统纪》、《集古今佛道论衡》、《续高僧传》、《潜溪诗眼》、《广阳杂记》,以及更不熟悉的如《梅诗话》、《说郛》(收有刘元卿的《应谐录》)、《清平山堂话本》、《外台密要》、《南海寄归内法传》等古书,他也都经常提到。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期间,他主管过一段时间的汉学研究所,对这里的十几万册中文图书,他是非常感兴趣的,其中的《中国笔记丛刊》上百册,他是全部读完了的。从这些中国典籍中,他究竟吸收了多少中国哲学的营养,我们恐怕是无法统计出来的。那么,一向不喜欢哲学的季羡林,为什么突然喜欢起义理来了呢?他自己说: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毋宁说,我对义理,想法多于喜悦。我爱好胡思乱想,有些想法实在是想入非非,我自己也不敢喜欢;有些想法,则自己也觉得颇有道理。别人越是反对,我越是反思,却觉得自己越来越正确……“老年忽发义理狂”,对我一生的学术研究是重要的。我甚至狂妄地想到,有朝一日,我这些想法的意义和价值甚至会超过我在考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1](P262-263)这主要是近些年来,季羡林通过对文化交流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是两个文化体系,西方文化重视的是分析思维,而东方文化重视的是综合思维。既然区别在思维方式方面,这自然就离不开哲学了。所以,虽然他自己说对义理有不少偏见,但是因为好“胡思乱想”,又看到“别人总说不到点子上,所以便自己下了海动起手来”[1](P257)。

二、多元文化观

在义理方面,季羡林首先接触的是“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1](P235-236)。或者说,凡是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及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1](P303)。文化与文明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文明是对野蛮而言,文化是对愚昧而言[2](P235)。这两个词,有时候能通用,如“东方文化史”也可以叫“东方文明史”;但有时候不能通用,如“文明礼貌”不能叫“文化礼貌”;“学文化”不能叫“学文明”。“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但“野蛮”和“愚昧”又有联系,“野蛮”中“愚昧”成分居多,也有不愚昧的“野蛮”。季羡林特别欣赏庞朴先生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即文化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它包括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季羡林认为庞朴先生是搔着了“文化”的“痒处”[1](P236)。季羡林研究文化,其实就是为了搔着“文化”的痒处。他的多元文化观涉及到的国内文化,主要有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长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新疆汇合的多元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在季羡林看来,过去我们只重视汉族的文化,这是不对的。而且汉族文化过去也只是重视黄河文化,而不重视长江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这也是不对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过去只重视鲁文化,重视儒家文化,也同样是不对的。季羡林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鲁文化起过非常大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其他地域文化中也有许多好东西,专就山东一省而论,过去笼统称之为齐鲁文化,实则齐文化和鲁文化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无论是历史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证明齐文化有丰富的资源[3](P594)。季羡林注意到过去的中国历史只偏重于写黄河文化,而忽视了其他地域文化。他认为黄河流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和南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至少可以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而且与域外的交流也有了一些。“像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如果没有丰厚的、肥沃的,而且又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土壤,是决难以出现的。屈原的著作幻想瑰丽,描绘奇诡,同代表北方文化的《诗经》,文风迥乎不同。勉强打一个比方,北方接近现实主义,而《楚辞》则多浪漫主义色彩”[4](P327-328)。季羡林注意到最近的考古发掘在南方各地发现了许多新东西,这证明南方文化、长江文化当年水平相当高。楚文化、长江文化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因此才能产生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作家。如果对北方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能够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写起来就全面了[5]。季羡林认为其他地域文化同样应该加强研究,对文化分地区来加以论证和探讨成为他近年来经常考虑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创造,因此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应该得到尊重。他认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以本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为基础,根据逐渐形成的文化特点独立发展;二是接受外来的影响,在一个大的文化体系内进行文化交流,大的文化体系以外的影响有时也会渗入;三是形成一个以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础,外来文化为补充的文化混合体或者汇合体[1](P177)。过去中国出版的许多中国通史,实际上都是汉民族的通史,真正的中国通史应该包括各少数民族在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