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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爱》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描写新型性别意识形态的经典文本,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因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争取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平等的意识而被视作叛逆女性的典范。然而, 作品本身在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传统的社会体制、父权意识形态的妥协迎合,作者通过她的作品为女主人公在女性的传统需要与当时的社会体制的矛盾中寻求一种平衡。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是一部以英国维多利亚初期的社会为背景,描写新型性别意识形态的经典文本,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简·爱一直以来作为最典范的叛逆女性形象为人们所熟悉。作为一个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典型,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包括矛盾的性格一向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有评论家认为《简· 爱》的出现,是对传统观念的强烈冲击,称《简·爱》“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一直使国人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 [1]斥责作品有“颠覆固有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的意图。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如伊莱恩·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等,则将《简·爱》读作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胜利。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简·爱》的反传统性受到部分女性主义者的质疑,他们认为《简·爱》并未反叛传统体制,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却在维护父权制。如佳· 查·斯皮瓦克认为女主人公所追求的“伴侣意义上的爱”以及约翰·里维斯为“社会使命”而殉道都不折不扣地体现出对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体系的维护。 [2](P250-270)同时期的部分评论家注意到《简·爱》的矛盾性,如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夏洛蒂的作品存在一种固有的、两套模糊并内部分裂的价值观之间的斗争,即女主人公一方面表现出理性、冷静、自我奋斗精神、激进的反抗和叛逆;另一方面则过于虔诚、服从、保守。 [3]朴维也称《简·爱》是一部充满矛盾的文本,是复杂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既对现行的社会体制提出挑战,又呈现出听天由命的一面。 [4](P126)本文着重探讨《简·爱》在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刻画和主题的表现等方面所展示的矛盾性,藉此阐明文本作者正是通过女主人公简·爱对传统观念的叛逆与妥协,挑战与迎合的矛盾心态与经历,揭示女性的两难处境,力图为女主人公寻求到平衡与心灵的和谐。一 19世纪德国思想家奥古斯都·倍倍尔(August Bebel)曾这样描述妇女的地位“:自创世之初,受压迫便是妇女和劳动者的共同命运。妇女是人类饱尝束缚的一群。她们在奴隶出现之前就已经沦为奴隶。” [5](P46)在男权文化观念的禁锢下,女性从物质到心灵都是男人的附属,在家庭和社会扮演着“装饰品”角色,并承担着传宗接代的任务。女性这种被动的社会地位和次要的性别角色到18～19世纪开始遭到西方一些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人士的质疑,他们主张女性应该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主体,而不是依附于男性的客体。《简·爱》正是承载了这种呼吁女性建构自身主体意识的思想,主人公简·爱就是抗争于新旧观念之中的代表人物,是觉醒了的女性的代表。简·爱尽管出身低微,但她并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而是通过写诗、作画、做梦来表达自己对自由世界的向往。她追求独立的人格与尊严,这既体现在她对舅母、对校长的反抗上,更体现在她对待爱情的态度上。作为家庭教师的简·爱敢于爱上主人,因为她坚信人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在那个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里,这本身就是向社会及其偏见的大胆挑战。也正是基于这种平等意识,她表达爱情的方式才不是甜腻的赞美、温柔的絮语,更不是祈求、诱惑或勾引,她追求的是两颗心的平等结合。她执著地热恋着罗彻斯特,因为“他用来对待我的那种既正直又热诚的友好坦率使我想接近他。有时使我觉得他仿佛是我的亲戚,而不是我的主人。” [6](P118)在简·爱看来,人不能失去人格和尊严,否则便没有了作为人而存在的意义。这种平等意识是简·爱人生追求的精神支柱,也是她爱情观的基石。所以,当罗彻斯特放下主人的架子,与她平等相处的时候,她接受了他伸过来的玫瑰。但是,当他摆出绅士的尊贵,用居高临下的口吻与她说话时,她就立刻变成了一个女权主义的斗士。尽管夏洛蒂塑造了简·爱这样一个充满勇气、不向逆境妥协的个人奋斗的小知识分子形象,然而,作者在脱离父权制文化对女性角色的传统界定,大胆地对女性自我进行重新定义的同时,又不愿完全站到传统的对立面来指责传统的女性角色。她一方面针对当时英国社会上的一批卫道的庸人怒骂简·爱是“不知羞耻”的女性,在《简·爱》第二版的序言中回敬道: “在他们眼里,凡是不平常的事情都是错误的……我要提醒他们一些简单的真理:传统不等于道德,伪善不等于宗教。攻击前者不等于袭击后者。揭去法利赛人脸上的假面具不等于向荆冠举起不敬的手。” [6](P2)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坚定的反传统的斗士。但另一方面,当1851年7月《威斯特敏斯特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妇女的自治权》的文章,呼吁两性之间的平等时,夏洛蒂却不能完全接受它。她认为文章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向往权力,从未感受过爱的妇女”,而且这位作者“忘了世界上还有自我牺牲的爱和无私奉献这样的事”。 [7](P57)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作者也表现出其维护传统观念的一面,认为美满婚姻使妇女的情感需求得到最大满足,是女性的最好归宿。她宣称“真正的爱慕和依恋绝对是生活所能给予的最宝贵的东西”,而且一个杰出的女性结婚之后“,如果真正的家庭生活的幸福能替代她的声名———这种变化是再好不过了。” [7](P152)夏洛蒂对“妇女问题”的这种矛盾和困惑也体现在她的创作中。她笔下的简·爱尽管具有比较自觉的自我意识,却无法逃避主流性别意识对她的影响。她在一面积极地呼唤平等,争取自主身份的同时,又不时地暴露出自己传统守旧的另一面。如简·爱对男性的审美评判和价值取向就体现出传统的依附心理。罗彻斯特征服简·爱的是他的“阳刚”的外表,这种对男子汉外表的迷恋正好说明简·爱内心渴望被呵护的弱者心理。简·爱对罗彻斯特的专横、傲慢和粗鲁似乎没有抵触情绪,认为“他的阴郁、粗鲁,和以前道德上的过错”“来源于残酷的命运……他生来就有更好的志向、更高的原则,更纯洁的趣味。” [6](P119)她对“未婚夫”的敬仰和崇拜之情溢于言表“:罗彻斯特对于我不止是整个世界”“,几乎是我进天堂的希望”“,我把他作为我的偶像”。 [6](P225)这种对男性的迁就与崇拜的潜意识显然源自于简·爱对男性的依附心理。虽然小说在接近尾声时,简·爱被赋予了平等、甚至当家作主的条件,但由于她潜意识的自卑情节和依附心理,她对自己的角色定位还是回归到了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期待中,即崇拜男性,从属男性。当罗彻斯特绝望地哀叹自己是废物, 不如一棵遭雷击的枯木时,简·爱这样劝慰道“:你不是枯树残桩,先生———不是遭到雷击的树;你苍翠,富有生气。不管你要不要,你的根部周围都会长出花草,因为它们喜欢你的浓荫;它们生长的时候,喜欢靠近你,围绕你,因为你的力量给了它们如此安全的支持。” [6](P366)显然,如果罗彻斯特是苍翠的大树,那么她自己就是树荫下的花草了,主从关系一目了然。由于简·爱潜意识中对男性的崇拜,她的反抗和叛逆精神在小说的后半部更是大打折扣。昔日愤世嫉俗,敢爱敢恨的斗争锋芒日渐减弱,显示出迎合妥协的趋势。我们看到,简·爱出于感恩的心理屈从于圣约翰的安排,放弃德语学习去学习对自己毫无用处的印度斯坦语。面对圣约翰将婚姻作为实现自己传教理想的工具的求婚,简·爱显得优柔寡断、顾虑重重。在他献身宗教的力量的感化下,她的自我防线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差点成为圣约翰宗教和父权的俘虏。尽管最终借助于心灵感应的神奇,圣约翰的抽象上帝变为罗彻斯特爱的呼唤,简·爱方毅然悬崖勒马, 返回自身的位置,但此时的简·爱已不再是一个为追求幸福和自我实现而义无返顾的人,她正在变成一个服从者,一个可以被父权和宗教左右的人。在主人公形象的刻画上,作者留心其性格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