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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在美国文学史上命运多舛: 1899年,小说出版后不久即招致当时评论家们的猛烈抨击,最终被搁置起来,几近销声匿迹。半个多世纪后,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同样还是这部小说却重新得到关注,成为研究现代西方女性文学的模本,并稳稳占据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什么同一部小说会在不同时期有着如此不同的境遇? 如何看小说《觉醒》在美国文学史中的接受? 本文借鉴接受美学理论,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并采用西方女权主义视角,在对《觉醒》逐渐被接受的历史过程的分析基础上,剖析接受者和接受活动所处的不同社会历史背景和伦理环境,对这部小说在不同时代地位升降的接受现象给予合理阐释。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于1899年创作的小说《觉醒》在美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描述女主人公艾德娜·庞蒂利埃的几个层面的“觉醒”过程,肖邦努力塑造了一位要求个人自由、敢于表达实现自身价值愿望的“新女性”形象。艾德娜婚后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丈夫对她百依百顺,两个孩子也乖巧可爱。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读者发现艾德娜并不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她不同于小说中的阿黛尔,不是那类宠爱着孩子、侍奉着丈夫,整个生活以自己的家庭为轴心而转动的女性形象。艾德娜的内心世界里交织着各种梦想,认为“我可以放弃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我可以为我的孩子牺牲钱财,甚至牺牲我的生命。但是我不会去牺牲我自己”。①因此,选择自我牺牲还是自我实现的内心冲突不时侵扰着她,令她忐忑不安、躁动和烦心。在格兰德岛度假的那个夏天,明媚的阳光、和煦的微风、美丽的沙滩以及大海诱人的海浪声,让她回想起了儿时在肯塔基州自由自在的生活,“好像又一次走在那片绿草地上”。对自由的向往使埋藏已久的反叛个性在她心中重新凸现。在同罗伯特去海边学游泳时, “她突然有一种狂喜,好像自己的灵魂多了一种意义非凡的力量⋯⋯她要远远地游出去,游到别的女人从来不曾游过的地方”(34) 。从格兰德岛回到新奥尔良后,艾德娜开始“有种微妙的改变,不再是以前那个无精打采的女人,眼前的她正悸动着生命的活力,讲起话来又热切又有精神,举手投足间完全没有压抑之气”,让人联想到“刚在太阳下苏醒过来的一只美丽而光滑的动物”(87) 。她开始渴望 “品尝狂热的生活”,期待体验独自生存的意义。她从丈夫豪华舒适的住宅里搬出来,住进了属于自己的“鸽子屋”。为了使自己能彻底摆脱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她还通过绘画来维持生计。随着她在精神和生活上的逐渐独立,“她越来越以一个无束缚的自由人去感受生活, 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不再人云亦云”(119) 。伴随着精神上的觉醒,艾德娜的情欲意识也开始逐步复苏,这进一步加深了她的自我觉醒意识。艾德娜是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女性,她拒绝被物化,不希望自己变成男人欲望投射的对象或客体,而坚持做一个追求自由的新女性。她从道德上开始反叛单调枯燥、味同嚼蜡的婚姻,渴望投入到一种全新的激情生活,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自己的情侣。她试图通过婚外“出位”去体验性与爱的奇遇,并因此产生了两段婚外恋情。对于婚姻的道德逾越,艾德娜并没有感到“羞耻或懊悔”, 只是有时会“遗憾那使自己感到狂热的并不是爱的吻,会遗憾将生命的甘泉递到唇际的不是爱情”(105) 。然而,赖斯小姐曾经提醒,“翱翔于传统与偏见之上的鸟必须具有强壮的翅膀。看到孱弱者受伤、力竭后拍着翅膀落回地上是很凄惨的景象”(120) 。艾德娜于情人罗伯特那儿的失意,让她回到现实,重新面对生活。在丈夫和孩子不在身边时,艾德娜自我独立的尝试只能是短暂和无结果的努力,因为她无法轻易地摆脱来自各方的伦理制约,无法割断与孩子之间的伦理关系。她注定只能像“一只断了羽翼的海鸟在空中扑打,旋转⋯⋯无力地画着圈子下坠”(146) 。小说结尾时,艾德娜赤裸着身体,缓缓走入大海,向远方游去,直到精疲力竭。《觉醒》是肖邦在创作主题上的一次大胆变革。但是,作品中对一个颠覆传统道德“新女性”的刻画,把作者推到了道德争论的风口浪尖上。出版后的几个星期内,因为道德表述上的“独特之处”,《觉醒》遭到了扑面而来的批判狂潮。许多评论家们毫不留情地批评这部小说是一本“病态的”、“令人厌恶的”、“不洁的”书。尤其对女主角艾德娜的责难最多,她被认为是一个“玷污了神圣的婚姻制度和美国真正女性形象”的女人,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 “自恋狂”,认为她选择自杀是想摆脱自己的社会义务,逃避自己的责任,是一种卑劣行为。有些评论家甚至将矛头指向肖邦,批评她在描述艾德娜的两段婚外情时所持的“超然,不加任何评论,却热情、宁静、自由的语气”,认为她至少不应该纵容艾德娜的不道德行为。批评界的评论带来的结果是,《觉醒》很快被从各地图书馆的书架上撤除,甚至肖邦的家乡圣·路易斯市的图书馆也拒绝再收藏这本小说,有关肖邦作品的评论文章也日渐稀少。尽管她的前两部小说集《牛轭湖的乡亲》(B ayou Folk, 1894)和《阿卡迪之夜》(A N ight in Acadie, 1897)曾受到评论家和读者的赞誉,但是那些针对《觉醒》的尖刻评论却影响到她的其他作品的发行,如出版社废除了她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一种职业和一个声音》(A Voca2 tion and A Voice)的出版合同。②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觉醒》成了一部乏人问津的小说。③ 1899年《觉醒》招致严厉批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觉醒》在当时缺少为社会和读者所能接受的伦理环境。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虽处于一种开放变革的时代,但当时的伦理秩序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建构的,男性处于伦理价值的中心,是历史的建造者、政治体制的设立者与伦理秩序的维护者。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家庭被看作是实现女性价值的最佳场所。在男人眼中,女性只是生育的工具、父亲或丈夫的财产。男人还持有双重的贞洁道德标准,女性正常的性要求以及对性快乐的追求,都被视为淫荡,婚外情更是与女性道德相违背的。与美国其它州不同的是,艾德娜所生活的路易斯安那州还有着特别的伦理习俗和法律制度。仿照法国拿破仑法典而制定的路易斯安那州法典规定,已婚女性是属于她们的丈夫的;男性是家庭财产的绝对所有者。已婚女性与婴幼儿甚至同精神病人划为一类,认定他们无资格签署任何法律合同。因此,艾德娜以追求爱情为借口,放弃自己道德上应负的家庭和社会责任的行为,显然破坏了当时已经建立并被广泛接受和遵守的伦理秩序、道德原则和规范。基于女性心理特征和生理本能的各种主观体验,凯特·肖邦所讲述的试图在经济及性要求上坚持自主的 “新女性”艾德娜,批评家和普通读者不仅无法接受,而且在心中产生一种抵触情绪,本能地产生一种憎恶感。 19世纪不断高涨的妇女解放运动并没有给女性带来积极的精神生活和完全的身体自由。《觉醒》所招致的抵制,戳穿了有关19世纪末女性作家已获得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的繁荣表象,清楚地表明当时读者和评论家们所能承受的“开放度”是有限的,女性作家的创作主题是受到隐含着父权的文学批评标准制约的。19世纪末美国文学的评判标准受到当时的一些社会机构(如出版社、书店、图书馆、批评机构、教学研究等)的制约,这些机构代表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的、集团的意识,其控制权基本掌握在一小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经济富裕但思想保守的男性知识分子手里,如威廉·丁·豪厄尔斯(William Din Howells, 1837 - 1920) 。他们对作品的社会意义、伦理价值等的评价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不会轻易认可或接受违背传统的道德观点和看法。他们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时尚,甚至还影响到读者应当用什么样的思想和艺术标准衡量作品,影响到读者对一个作家的评价,以及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譬如豪厄尔斯在担任《大西洋月刊》主编时,就坚持提倡他在自己小说创作中所遵循的写作原则,认为小说创作的试金石在于“真实与健康”,应该尽量避免“那些在年轻人尤其是在女性面前不宜谈论的话题”(Elliott 589 - 590) 。豪厄尔斯这里的“不宜谈论的话题”当然包括那些与两性相关的话题。因此,《觉醒》在当时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