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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义性是《红字》的显著特点和艺术魅力所在。该文试从形式和内蕴两个系统入手,剖析其多义性的成因———对于形式系统,着重分析《红字》中的艺术空白和象征手法所造成的开放性;对于内蕴系统,则重点阐释作为核心的宗教精神赋予文本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并试从两大系统的互动渗透中重审《红字》的独特魅力与文学价值。没有人会否认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具有多义性,但在分析《红字》多义性的成因时,一般的研究者都把它归结为霍桑本人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这是简单片面的。笔者认为,《红字》的多义性及其成因至少可归纳为两大系统———形式系统和内蕴系统,正是这两大系统之间的水乳交融、错综复杂,使《红字》具有了多重性的艺术张力,并散发出变幻莫测、令人心眩神迷的艺术魅力。一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文本的具体化和读者作用的实现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是诸种可能中的一种,因此,多义性只存在于作品文本和暗含的读者里,只有它们才是无限丰富、有各种阐释的可能的。而伊塞尔也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概念,暗含的读者牢牢地植根于文本结构之中。”[1](P34)即作品文本的结构已经暗含读者可能实现的种种解释的萌芽,隐藏着一切读者的可能性。剖析《红字》的结构,可以发现它的形式系统中包含着两个子系统———空白体系和象征体系,这两个系统的创建,为文本营造了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框架,使《红字》本身成为了一种强烈的召唤结构,为多义性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空白是在一种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中进行的艺术选择和艺术表达,即通过有限的或较少的显在意象去传达深广的甚至无限的意蕴。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空白则是一种留给主体以活动自由的艺术空域。在《红字》中,霍桑创设的艺术空白可分为三种类型———结构空白、情感空白和哲理性空白。结构空白表现为小说叙写中的中断性分枝表叙。《红字》的叙事视角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中的,从一开始的叙述者视角,很快地转入群众视角,再转入人物视角;而且人物视角也在不断地转换着。从整个小说来看,第2章至第8章,世界是海丝特眼中的世界,医生和牧师的故事被隐藏了起来;第9章和第10章,医生的目光窥视着一切,海丝特的故事被中断, 只成为模糊的远景;第11章和第12章,牧师的内心占据了前台,海丝特和医生都充当了背景;从第13章到第19章,海丝特再次掌握了主动,但林中谈话结束以后,霍桑又用了牧师的眼睛去观察世界和所有过路的人;小说结尾部分,作者又再次采用了群众视角和叙事者视角。作者有意地转动着世界、搅动着读者的视野,于是读者所触摸到的,只能是作者的模糊意识,甚至只是茫然一片的“空白”,这种空白也就促成了读者补充的参与意识。正如伊塞尔所言,“大多数叙述中故事线索突然中断,又从另一个视角或预料之外的方向继续下去, 其结果造成意义的空白,有待于读者补充完成,把隔断的部分连接起来。”[2](P377)而这种连接也就必然带来了差异。情感空白表现为叙述者情感或人物情感的有意隐藏或省略。在《红字》中,情感空白比比皆是,如海丝特在狱内和出狱前的感情变化、牧师在审判前及审判前后的感情变化、海丝特在阔别多年以后选择重回旧地的感情变化等,这些空白使读者有了多种联想的可能。最突出的一例是牧师改变主意、决心殉道前心路历程的空白。在读者的预料中,故事本可争取一个圆满幸福的结局,但故事的发展却打破了读者的期待心理,如此发展的前因后果,作者连一句也不进行交待,这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空域,让自由的心灵去体验、想象和填充,于是也就有了多种多样的答案和对小说截然不同的评价:有的人从中发现了牧师的怯懦和背叛, 因而抨击宗教对人的束缚和对人性的扭曲,认为《红字》是反宗教的小说;但也有人体验到了牧师的勇敢和信仰的真诚,因而赞美宗教对人性的洗涤,认为《红字》是“代表着正统的清教主义”[3](P42)的小说;更有人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追踪个中原因,认为牧师的决定是力比多的升华,是潜意识控制下的结果,因而赞扬霍桑“关注的是更深层的人的心理”,揭示了“人类灵魂与良知的全部深层奥秘”。[3](P47)情感的空白兼容了人类诸多感情的测度和投注,因而蕴蓄了极大的艺术潜势,甚至有着由有限而接纳无限的魅力。哲理性空白是作者对小说中的情节进行哲理化处理而形成的化实为虚的效果。霍桑的神秘主义气质和对形而上学的爱好使他选择了这种似幻疑真的表达方式,从而带给了《红字》过于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也为读者的思考开拓了更为深邃的空间。如女巫西宾斯太太每次出场时的话语,都带着女先知式的捉摸不定而又玄秘深奥的意味;又如“林中散步”一章中 “珠儿追逐阳光”的情节,霍桑借珠儿之口说了一句饱含哲理的话———“你站在这里,让我跑去捉住它。我不过是一个孩子,它不会逃开我的———因为我的胸上还没有佩戴着什么东西!”[4](P125)这句话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孩子口吻,但进一步的思考则可以从中觅到传统与负担的问题、束缚与自由的问题、宗教与人性的问题等等。哲理化能包容与涵盖形象,以至于渗透出更多的形象,这种情节的哲理化呈现,更鲜明地引导着读者的参与创造,诱发着读者的创造意识。结构空白、情感空白和哲理性空白共同构成了《红字》的空白体系,从而使《红字》具备了巨大的未定性,使不同欣赏者的性格趣味和审美经验更易在小说中找到托寓,增加了群体再创造中差异性的可能。多义性的可能还来自于另一种助力———象征体系的创立。正如美国文学评论家汉姆尔顿 ·莫比所说,“霍桑是美国文学中象征的创始人。”[5](P38)《红字》一书充满了象征,大至全书的结构,小至一丛野蔷薇,无不具有深层的意蕴。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使文本具有了无限解读的可能性。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象征就是用某种感性形象表现(隐喻、暗示)某种人生意蕴或生命情调,从而使人的生命本质力量获得对象化。但象征的悖论在于———只有象征才能突破语言概括性的局限,用言语塑造的形式去接近、触摸幽远意蕴的核心,表达不可言传之意; 但另一方面,绝没有人能完全吻合地把握象征所表达的“普遍性的意义”。[6](P11)这是由象征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象征形象创造中喻体与喻义对应分离,读者只能想象和猜测暗含的意义,这种不确定的意义空域为读者的再创造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同时,象征还具有抽象性,抽象的喻义由于只是用特征化的方式体现,缺少具体的社会情境的规定和制约,因而难以遏制读者想象的无限延伸,从而造成了象征理解的歧义丛生。下面试以《红字》的中心象征意象“A”为例略加分析。象征意象“A”的最大特点是不确指任何特定的概念,而是指向超验的精神内涵,即通过感性形象表征抽象的意蕴。一方面,“A”具有自足的感性具体性,诉诸人们的知觉感受; 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理性的抽象性,引发人们对其意蕴的把握与扩展。“这字母一定有一种深邃含义,完全值得作一番解释。”[4](P26)但“A”也没有确指某种意义,而只是一种不确定的表征。联系宗教文化,红色可代表罪恶的情欲淫行[7](P1518 —1520) ;用世俗的眼光看,红色又可象征热情和对理想的炽热追求。霍桑不仅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而且随着情节的推进, 他还赋予了红字“A”以更多的可能。如,一开始刑台上的“A”象征奸情(Adultery);但在走向刑台后的漫长岁月里,“A”的意义转移了,成为了海丝特脱离社会的一种象征;随着海丝特的积善行德,“A”在一般人的眼里又成了能干(Able)的标志;在她死后,“A”甚至具有了天使(Angel)的含义。而“A”又何尝不可更微妙地蕴含亚瑟(Arthur)、艺术 (Art)、禁果(Apple)以及上帝权威(Authority)等等含义? 除了情节的推演,霍桑还精心设计了两个奇异的“A”:一个以闪电的形式出现在天空中,一个深深地烙在牧师的胸口。这两个“A”的象征义更是无穷无尽,因为对于不同的人物,它们便会具备不同的含义。如,闪电“A”,霍桑解释为自然现象;而对于丁梅斯代尔则反映了他饱受煎熬的内心,是他精神痛苦的象征;从海丝特的角度看,这个闪电使她和所爱的人并肩站在了“那白昼似的奇异严肃的光辉里”[4](P106),是“要揭穿一切秘密的光,要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