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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母亲身边,“他静静一声不响,/ 像四月的露水/ 降到草地之上”,“像四月的露水/ 降到花儿之上”,“像四月的露水/ 降在小枝之上”。结尾是:“母亲兼处女/ 除了她就无第二个:/ 这样的一个女性/ 配做天神的母亲。”“露水”的比喻重复三次,犹如民歌般优美动听。再举一首无名氏的短诗《是神还是人》。这是对基督和圣母玛丽亚坦直的责问:“是神还是人? / 是少女还是慈母? / 智慧在探索智慧本身,/ 如何将这两个问题阐述。∥如果是神,他怎么会死? / 如果已死,又怎能再生? / 怎样的智慧来释疑? / 怎样的依据来证明?”答案是:“神即真理”, “人的智慧差之千里,”“不必再质疑”。像这种责问式的抒写特色,的确与那些一味颂祷、一味虔诚的格式化颂歌相去甚远。三、上文已对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宗教诗歌作一番概述,远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只是提及最重要的诗人和诗作。以下拟就宗教诗歌的优长和不足阐述几点看法。总的来说,宗教诗的作者,无论是知名的还是佚名的,都是基督教的信徒,他们中有些人对宗教的虔诚简直达到了狂热的地步。他们相信上帝是世界一切的创造者,他无所不在、威力无穷。对于《圣经》,也同样奉为金科玉律,深信不疑,几乎成了诗歌创作唯一的源泉。诗中歌颂的上帝、圣母、基督、圣徒,基本上都是以《圣经》(包括次经) 为依据的。为了宣扬教义,激发人们的祈祷精神,强化对上帝、基督的信仰,宗教诗人总是不遗余力,借助诗的语言,或是重述《圣经》,或是加入想象,极力美化神的形象。《圣经》的故事及其简朴的语言,一经诗人生花之笔,往往变得异常繁复,宗教色彩更加浓厚。纵观中世纪的宗教诗歌,其艺术性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这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可谓至高无上,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文艺完全变成宗教的附庸。为了宣传宗教的教义,宗教诗的主题有明显单一化的倾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显得刻板教条。释义式的诗文,格式化的说教,不可避免地令许多作品丧失了诗歌特有的文学审美价值。难怪著名的诗人和评论家对宗教诗贬多于褒,甚至几乎全盘否定。下面引述两段有关的述评。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指出:“有道德和宗教偏好的读者,非常看重令他们感兴趣的真理⋯⋯他们往往过高估计那些表达这些真理和推行这些真理的作家。他们对诗人的语言爱得强烈,而事实上从中所获甚微,对此却一无所知。”艾略特( T. S. Eliot) 写道:“我总要问,为什么大多数宗教诗写得如此糟糕:为什么那么少宗教诗达到诗的最高水平? 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虔诚的真心⋯⋯写祈祷诗的人通常是想要感人而写,而不是真正有感而写。”(转引自Drew 1972 : 237) 在这里,华兹华斯强调的是宗教诗歌缺乏内涵,而艾略特则是批评宗教诗歌及诗人缺乏真情实感。这两者都是导致宗教诗总体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尽管他们的批评并非完全针对中世纪的宗教诗,但套用于此也同样恰切。两位大诗人不仅仅批评宗教诗的不足,而且在创作实践中还力求真正做到有感而发。例如,艾略特在其名诗《三贤哲的旅程》( J ourney of t he Magi ) 中,通过象征的隐含述说,抒发他一个时期缺乏信仰的内心痛苦和失落,写得相当深刻感人,正好体现了他倡导的诗学原则:宗教诗应当是真正有感而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宗教诗仍有其优长的一面,我们不应当因名家的贬抑之词而对宗教诗全盘否定。事实上,华兹华斯和艾略特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宗教诗的教条刻板和热衷说教的普遍弊病,他们并不至于全盘否定这类诗品。在篇什浩繁的宗教诗作中,还是有些达到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平的。事实也确是如此。虽然早期的宗教诗中有不少局限于重述《圣经》的故事以激发人们的宗教热情,宗教色彩浓而诗味淡,但其中也有不少诗篇具有较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例如,叙事长诗《安德烈斯》写的是安德烈斯受上帝之命前去营救圣马太的故事,因描写海景十分生动,被称为“基督教的《贝奥武甫》”。《凤凰》最后11 行每行的前半截为英文,后半截为拉丁文,写得非常别出心裁,故被称为“双语诗体”的首创。《十字架之梦》由于结构独特,想象丰富,历来被认为是古代英语诗歌中最优秀的诗篇,同时也是梦幻文学的先声。琴涅武甫巧妙地在其名诗《朱莉安娜》、《埃琳娜》、《使徒的命运》和《基督(之二) 》的尾声行间嵌入了古北欧文字的签名Cynewulf (或Cynwulf ) ,首开了英国诗人在作品上签名的先例。这里举《埃琳娜》为例: ⋯⋯ 在此之前,人总是受痛苦煎熬。尽管在宴乐厅他获得珠宝和硕大的金子, 他的内心仍犹如有火把(C) 在熏烤。他叹息自己的不幸( Y) , 烦恼(N) 与他相伴,对于他虽然胯下的马( E) 鞍辔齐整, 能一日千里傲然驰骋,但是, 优伤与诡秘的恶念仍折磨着他。随着年华流逝,欢乐(W) 逐渐消失, 青春与晚年的骄傲都成了过去。美好的青春曾属于我们(U) ,但现在往昔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文学普天下不管是什么人, 财富(F) 对于他都转瞬即逝; ⋯⋯ (陈才宇译) 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宗教诗对后来诗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叙事长诗《创世纪》的题材对弥尔顿( J ohn Mi l ton) 创作长篇史诗《失乐园》( Paradise L ost ) 影响重大。这部史诗写得如此富有创意,在很大程度上是诗人从这首古长诗(实为两首) 中得到了启迪。以上的一些特点,陈才宇(1994 :33) 在论及8 至10 世纪英国宗教诗的短文中也已点到。从韵律的层面看,古英语宗教诗所采用的双声头韵体也是一种创新。特别是到了14 世纪后半叶,即“头韵体复兴时期”,有几首用双声头韵体写成的诗,如上文提到的《纯洁》、《忍耐》等,都是艺术性相当高的好诗。双声头韵体对后来诗人的影响颇大,它成了英诗反复使用的一种韵律形式,霍普金斯( G. M. Hop kins) 、奥登(W. H. Auden) 等诗人都是运用这一韵式的高手,奥登更是在20 世纪有意去复兴这一韵式。霍普金斯的宗教抒情诗《隼》( The Windhover) 就是运用双声头韵体的典型诗篇,以下这些诗行: I caught t his morning morningps minion , king - Dom of daylightps daup hin , dapple2dawn2 drawn Falcon. . . (今晨我遭遇晨之宠臣,昼光王/ 国的太子,黎明引升的斑隼⋯⋯) 常被人引为双声头韵的典型范例。从古英语宗教诗在当时英国社会所起的作用看,也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 公元9 至10 世纪初,学者们力图把《圣经》译成英语,其结果却未能如愿,只是把《圣经·旧约》中的一卷《诗篇》(B ook of Psalms) 的诗文及注释译出。到了10 世纪中期,也只能把《圣经·新约》中的“福音书”基本译出。只有到了10 世纪末,埃尔弗里克 (Aelf ric) 才正式译出《圣经·旧约》。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比德的《圣约翰福音》的部分译文和归于卡德蒙名下的长诗如《创世纪》、《出埃及记》等确实起到了宣传《圣经》教义的积极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即使到了14 世纪80 年代威克利夫(John Wyclif) 及其追随者把《圣经》(包括旧约、新约) 全文译出,也不可能取代当时广为流行的宗教诗。宗教诗歌毕竟属于文学艺术的范畴,是当时占优势的一类诗品,其性质与《圣经》一类经文还是大不相同的。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宗教诗已广为人们接受,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其社会功能和教诲作用非常独特。总的来说,这类诗品对于树立人民的道德规范,医治人们心灵的创伤,引导人们积极向上,都是有特殊意义的。参考文献: [ 1 ] Baugh , C. Albert . 1976. A L i terary History of England ( Second Edi t ion) [M] . London & Henley : Routledge & Kegan Paul. [ 2 ] Drabble , Margaret . 1985/ 1993. The Ox f ord Companion to Engl ish L i terature ( New Edi tion ) [M] . Oxford : 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