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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伦理思想是关于自然与人伦理关系的思想。在生态伦理的视阈下,笔者重新审视麦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中亚哈的海上捕鲸和以实玛利的身心成长的内涵:一方面热衷于享受征服自然、捕杀鲸鱼的生命快感;另一方面又质疑工业文明的生态破坏性,向往回归自然。这两方面的矛盾构成了麦尔维尔在生态伦理问题上的思想冲突和内心困惑,也赋予了文本一种审美张力。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长篇小说《白鲸》(Moby Dick, 1851)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作品,被D.H.劳伦斯称为“无人能及的海上史诗”。[1](P152)作家根据自己早期的航海经历,在《白鲸》中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冒险捕鲸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探讨和诠释了在当时的生态背景下的自然与人的生态伦理问题。麦尔维尔在写给霍桑的信中说道:“我写了一本邪书,不过,我觉得像羔羊一般洁白无瑕。”[2](P3)麦尔维尔的内心矛盾与当今生态文学批评关心的生态伦理不谋而合。笔者试以生态批评在自然与人、人类的主体欲望与整体的生态系统协调等问题上的深层伦理关怀为参照,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该作品,通过对比文本中两个主人公对自然的态度来解读麦尔维尔的生态伦理困惑。在现代西方声势浩大的自然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下,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其核心问题是关注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追寻自然与人在伦理上的正确相处。生态伦理学是对传统伦理学的革新,使伦理学的关注范围从人与人、人与社会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是处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伦理原则、伦理范畴和德行规范的知识体系,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人与自然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根源的伦理基础”。[3](P11)生态伦理学不仅是伦理关系进化的必然,同时也为文学文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此基础上,笔者在对《白鲸》的解读中则看到了麦尔维尔对人类文明、人类中心主义的困惑以及他的生态伦理观。麦尔维尔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等人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他们有着一个本质上的共同点,即都在探讨自然与人的关系。爱默生认为,自然与人是非常和谐的关系,“自然是精神之象征”。而麦尔维尔在这种关系中不仅看到了和谐,也看到对抗, 因此,《白鲸》中就处处体现出这种矛盾,以亚哈为代表的自然征服者和以以实玛利为代表的自然探索者以各自的方式传达了作者两种互相矛盾的生态伦理观,而这种困惑恰好与《白鲸》中无所不在的矛盾性是一致的。一、亚哈对自然的征服之旅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是在近代的机械论世界观、牛顿力学和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君主和胜利者,人应当改造大自然、控制大自然。人类中心主义者习惯以人类为中心,以眼前的利益作为尺度,没有清楚而深刻认识到与人类的长久存在生死相关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价值。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认为,人是生物圈的中心,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和道德代理人,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在这种伦理观看来,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们被排斥在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之外。《白鲸》的主人公亚哈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狂。由于在上一次征程中不幸被一条被称作 Moby Dick的白鲸刈掉一条腿,从此他怀着狂热的复仇心理,一心要捕获白鲸,在他眼中,白鲸不仅是肉体上的大敌,也是“心怀恶念的神力偏执狂病症化身”[4](P486)的精神宿敌,“他不惜以遍体鳞伤之躯去跟这条恶行滔天的白鲸抗争到底”。[4](P209)坚定的复仇心理使亚哈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追捕之旅,也开始三年对自然的破坏之旅。“有一种智慧,那是忧伤;但也有一种忧伤,那是疯狂”。[4](P615)亚哈在海上航行了四十年,积累了丰富的航行经验和智慧,但却因为他疯狂的复仇信念,使他无视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为了自己的需要,他不惜毁坏或灭绝任何自然的其他存在物。作为一船之长,亚哈对“裴阔德号” 上其他人的控制欲望又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牺牲了整条船的性命。他费尽心机准备出行,私自雇佣五个袄教徒,以古金币为悬赏激发水手的欲望,对试图违抗他命令的大副斯达巴克恶言相向,完全丧失理智。亚哈把他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水手,“使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凶兆、疑惑、不安、恐惧通通深藏心底,连一根幼芽一片嫩叶都不让冒出来”。[4](P208)因为亚哈的全部思想和行动始终念念不忘以捕获白鲸为最终目标,其他人在他看来只是辅助他实现这一热望的工具。虽然在遭遇白鲸之前,“裴阔德号”在这次航行中也成功地捕获了几条大鲸,但是,正如恩格斯所告诫我们的一样,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5](P517)亚哈以非凡的勇气和成功的捕鲸经历蛊惑了其他水手, 他们最后与白鲸展开了自杀性的搏击,而最终结果证明:在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无法取得最后的胜利。白鲸的盛怒,是自然对人类自负和贪婪的回应,“裴阔德号”的悲剧,则是生态伦理的悲剧,人类对自然生命的轻视,必然导致自然与人的对立和疏离,后果甚危。不可忽视的是,在自然面前,亚哈是作为一个肉体的人而存在的,虽然他的精神已经张扬到最高点, 但在亚哈肆无忌惮的抗议声中,却也夹杂着阵阵颤栗。一方面,亚哈是一个无所顾忌的战斗者,旁若无人的反抗者,不仅反抗白鲸,也反抗造物主;另一方面,他的心灵深处又透露出一种孤独和恐慌,“连续不断的四十年的捕鲸生活!四十年艰辛,四十年危险,四十年狂风暴雨!四十年生活在无情的大海上!四十年来,亚哈舍弃了安静的陆地,和可怕的大海斗争了四十年!……无数次放下小艇,愤怒地追击猎物———这时,与其说他是人,还不如说他是魔鬼!”[4](P623)对自己这辈子生活的诘问,充分显现出亚哈内心深处的孤独、不安和自我怀疑,从中也可以看出亚哈在自然面前的自责和悔恨。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高扬着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大旗,以所向披靡之势向自然进军,亚哈也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而超越了其他捕鲸者的是,亚哈在这次追捕之旅中觉醒了,在和白鲸的较量中觉醒了。亚哈“感到绝顶的伟大就寓于他最深沉的悲痛中”,在能包容人类苦难的自然面前, “亚哈掉下了一滴眼泪,落进了大海”,“我已在人间的阴暗面里陷得太深了;人间的另一面,从理论上说是光明的一面,对我来说似乎只是阴晴未定的曙光”,[4](P607)人性的觉醒,对家庭温馨的向往,对小黑人皮普的怜惜,对大海不经意流露出的崇敬,都是亚哈试图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标志。正如康拉德所说:“使人类悲惨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自然的受害者,而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受害者。一旦意识到自己被奴役,他们就痛苦,就愤怒,就反抗……于是,悲剧就开始了。”[6](P83)亚哈就是一个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白鲸这个自然代表的受害者,于是他怀着满腔的复仇热望,希望去征服白鲸、征服自然,而这是一开始就注定的悲剧。作者极尽预言之能事,在开篇就暗示读者“裴阔德号”的出征是有去无回之旅,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丧失理智的反抗带来的只能是自身的毁灭。麦尔维尔对亚哈和自然的态度是意味深长的,他同他的英雄在感情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理智上是不赞成他的。他既对亚哈不向命运屈服的勇气给予了最大程度的赞扬,又把亚哈的行为称之为“疯狂”,认为白鲸袭击人类“纯粹是出自最盲目的本能”,[4](P184)描写亚哈的醒悟和在自然面前的忏悔。作者的矛盾与困惑不仅体现在亚哈身上,更集中体现在亚哈和以实玛利的对照上。二、以实玛利对自然的探寻之旅加州大学教授乔治·斯图尔特认为《白鲸》其实是由两部小说改编而来的,小说前部是以实玛利的历险故事,后部是亚哈的悲剧行动。[7](P21)受其启发, 笔者认为小说在思想上可以划分为并行的两部,一部是亚哈对自然的征服之旅,另一部则是以实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