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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19世纪人道主义一种新走向的代表性人物,狄更斯、雨果和托尔斯泰在趋同中又有着诸多差异。狄更斯从“圣诞精神”出发,较早演示出“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雨果赋予“勿以暴力抗恶”以更切实的“道德自我完善”内涵,认为“崇高的行为”高于一切。托尔斯泰最终把这些完全融进基督教宗教当中,并彻底否定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建构起了“托尔斯泰主义”。形成于文艺复兴并标举着文艺复兴核心思想的人道主义,其主要特征是张扬人性、反对神权,斥责禁欲主义、追求享乐人生,崇尚科学理性、批判蒙昧主义。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发生时,肯定人性已没有太多障碍,禁欲主义也成了历史陈迹,启蒙思想家们把关注点放在了理性的诠释和强调上面,理性被当作反封建政治斗争的武器。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凡合乎自然和人性的就是理性,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所有不合理性的社会形式、国家形式和观念,都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从而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王国”。从这一目标出发,他们提出“天赋人权”,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战斗纲领,以对抗贵族特权,摧毁教会统治。毫无疑问,启蒙运动继续和发展了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可是,进入19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的推进,人道主义的内涵产生了诸多变异,以狄更斯、雨果和托尔斯泰为代表的“勿以暴力抗恶”,就是一种显现。然而,这种趋同仅是问题的一面,事实上,三位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有着历时性差别,还有着各自的根本倚重。在19世纪30年代狄更斯创作的初期,他的《匹克威克外传》《奥利佛·特维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等作品讽刺、揭露了种种社会不平,也创造了一系列关心、庇护弱小者的“仁爱”有产者形象。《圣诞欢歌》只是狄更斯1843年开始创作的《圣诞故事集》中的一篇,却标志着作者步入了新的创作时期。其间,生来仁爱的有产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圣诞精神” “感情教育”改变了冷酷心肠的有产者。英国文学史家艾弗·埃文斯曾评议说,这表明作者“对人类仁慈的信念几乎达到神秘主义的地步”。何以谓之“神秘主义”呢? 我以为相当程度上是指狄更斯还没能把这种“圣诞精神”“感情教育”明晰化,其涵义还较为模糊。但是,这却成为此后狄更斯作品经常表达的一种意蕴。如1844年的《马丁·朱述尔维特》写到异国生活的磨难使马丁改变了自私品性,懂得了人与人之间应有“仁爱”与“谅解”;1848年的《董贝父子》写到唯金钱、利润为重使董贝丧失亲情,之后在破产的痛苦中才接受了女儿的“感情教育”,重享人伦温馨。到了创作高峰期的五六十年代,狄更斯对社会的腐朽黑暗、对有产者的丑恶堕落,揭露、批判得更为无情、深刻,却也延伸、发展了他主张的“圣诞精神”“感情教育”。他的代表作《双城记》(1859年4月开始连载)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一方面写下了法国贵族统治者对广大平民、佃农犯下的滔天罪行,表达了对被压迫者的深深同情,暗示“伦敦”如不改变现状,“巴黎”式的革命同样会爆发,另一方面又把以往的“圣诞精神”“感情教育”明确演示为“勿以暴力抗恶”, 要人们以基督教的仁爱、宽容对待敌对者,还不惜笔墨描绘了“以暴抗暴”最后是自食恶果。可以认为,狄更斯较早宣扬了“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雨果的思想、创作更为复杂、丰富,但对人道主义始终关注有加。1827年的《〈克伦威尔〉序言》已提出文学对人的道德净化问题:“近代的诗艺也会如同基督教一样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来看事物”,它“把阴影掺入光明,把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它们相混,换句话说,就是把肉体赋予灵魂; 把兽性赋予灵智”。两年后写的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又站在弱者立场上呼吁废除死刑。 1831年,雨果发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在揭露中世纪教会统治和神职人员罪恶的同时,也意在彰显加西莫多源于美和爱的自我牺牲精神。从 1845年开始写作,直到1862年才完成、出版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作者以这部作品,不仅把《〈克伦威尔〉序言》提出的相关理论对象化,更赋予加西莫多式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切实具体的道德内涵。作品的人物塑造及“二元三人”的描写方式,都富于隐喻性:警官沙威是法律的化身,他一心要做的就是依法惩恶。工人冉阿让是被惩处者,正因为法律的不公和严酷使他一度成为“以恶抗恶”的化身。米里哀主教是基督教的化身,秉持以仁慈、宽恕对待一切人。而在“二元三人”的格局中,沙威、冉阿让分别处于矛盾的两极,是根本对立的,米里哀则扮演了化解矛盾、融合对立的角色———因为他的感化,不仅冉阿让告别旧我,变成一心为善的人,沙威也在冉阿让的以德报怨面前无地自容、自我毁灭。这样,为完善道德而牺牲自我具备了既对冉又对沙的双重意旨,作品也完成了一种思想的传达:作为暴力形式之一的法律惩治非但不能让人戒恶,相反只会造就更严重的恶;只有基督教仁慈、宽恕精神引导下的“道德自我完善”,才能真正改变人,改变社会。再到1874 年发表长篇小说《九三年》,雨果进而让这种道德涵义上的人道主义与政治革命直接对话,借人物之口指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王权之上,革命之上,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还有强者对弱者应尽的保护责任,安全的人对遇难的人应尽的救护责任,一切老人对一切儿童应有的慈爱! 证明这些崇高的行为,而且牺牲自己的头颅来证明!”革命军司令官郭文与反革命头子朗德纳克, 还有代表革命法律把郭文送上断头台的西穆尔登, 精神境界却是相同的:为“崇高的行为”宁可舍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乃至生命。显而易见,人道主义在雨果这里,被极力地道德化,“道德自我完善”成为最主要的内容。就人道主义而言,60年代中期以前,托尔斯泰的理解是比较抽象的。1852年走上文学之路创作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后两部分别完成于1854年和1857年),1856年的《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年的《琉森》,1863年的《哥萨克》等,表现的都是一种可令人们相互亲近的所谓“世界精神”,所指较为宽泛。写于1863至 1869年的《战争与和平》是一个过渡,于此部作品,托尔斯泰开始把目光移聚到基督教上面:主要人物安德烈为实现自身价值曾浴血奋斗,临死前却以《福音书》教义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另一位主要人物彼尔的孜孜探求最终也落在了人是“为上帝而活着”上面;农民卡拉达耶夫形象的塑造,不仅同样在于印证“人不是自己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而且表明唯其如此,才能获得人生的真谛和幸福。到了1873至1877年完成的《安娜·卡列尼娜》,上述思想再被凸现。作品有扉页题词,语出《新约·罗马人书》第12章第19节:“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恕,因为经上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作者提取了其中的关键词句:“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对渴望个性自由和爱情幸福的安娜,作者对她命运的安排在这里已预示出来;而对列文这位竭力为宗法制庄园经济寻找振兴之路以抗拒资本主义侵入的改革者,在失败、绝望之时,作者让他领悟到人只能 “为上帝、为灵魂活着”,明确宣扬人一切须听从于上帝,人生之可为唯在克制欲望、净化自身道德。值此,基督教不仅成了托尔斯泰诠释人道主义的主要依本,其蕴涵也较狄更斯、雨果有所区别,即基督教不仅为一种终极价值体系,还是不可逾越的人生法则;上帝似乎重新被人格化,成为世间一切的主宰。1889至1899年创作的《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也是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最终形成的标志,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把人道主义同完全宗教意义上的基督教相贯通,相融合。作品不仅于扉页大段援引《福音书》教义,在最后章节更以聂赫留朵夫夜读《福音书》作题旨归结:聂赫留朵夫先领悟到“这本书能解答一切问题”,继而“看出”其中的条条训诫“并不是抽象而美丽的思想”,“却是些简单明了而实际可为的戒律。一旦执行这些戒律———人类社会的全新结构就会建立起来,———所有那些暴力会自动消灭”;他“不光认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