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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天翼是中国著名的讽刺小说家,其小说从创作观念、人物塑造和幽默讽刺风格等方面都体现出了狄更斯对他的深刻影响。同时,他又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在坚实的民族文学的地基上,实现了对狄更斯的超越。张天翼正是在与古今、中外的对话中,有效地吸取了各种营养,才使他的创作既具有传统的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活的现代性。他对狄更斯的成功接受,为我们接受外来文学和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张天翼是中国著名的讽刺小说家,曾被鲁迅视为新文学“最好的作家”和“最优秀的作家”。他从对狄更斯等西方作家创作的模仿起步,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他又融合了中国古典小说、近代旧小说和鲁迅小说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讽刺艺术。本文从张天翼与狄更斯的结缘出发,通过对这两位作家作品内容及创作风格的分析,厘清狄更斯与张天翼小说创作的影响与接受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张天翼对狄更斯的超越,其目的是希望以张天翼对狄更斯的成功接受为例,寻找中外文学的对话和交流中,如何有效地吸收域外文学的优秀因子,融入本民族文学传统,促进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因为如何在文学创作“融会中西”,“不是闭门空想出来的”,“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总结各国文学交流规律的基础上得出来的”。 [1](P9) 一　张天翼与狄更斯的结缘 “当作者和读者相接触,首先遭遇的就是读者的‘接受屏幕’。每一个读者都是生活在一个纵的文化历史发展与横的文化接触面构成的坐标之中, 正是这一个坐标构成了他独特的由文化修养、知识水平、欣赏趣味以及个人经历等所构成的‘接受屏幕’。这一屏幕决定了作品在他心目中哪些可以被接受而发生共鸣,哪些可以激发他的想象而加以创造,哪些被排斥在外以至视而不见。” [2](P46)那么,张天翼处在怎样一个坐标之中,让他一读到狄更斯的作品便能产生共鸣呢?我们先从他的童年和他的家庭谈起,因为童年的生活和记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潜在却长久的。张天翼的父亲“是个诙谐的老人,爱说讽刺话。……他看过许多小说,还知道许多笑话” [3](P116),即使是到张天翼已经长大到外面闯世界, 他的信中还不免要写一些有趣的句子,比方说写吻儿子的次数就形容为“如雨后春笋数”、“秋雨雨丝数”,而且从不重复。[3](P93)对张天翼影响很大的二姐“爱说弯曲的笑话,爱形容人,往往挖到别人心底里去”。还有个老王妈,每晚总说个徐文长,说个《屁谈铜匠》之类的滑稽故事给他听。[3](P117-119)这样的生长环境和文化氛围养成了他活泼、调皮、爱开玩笑的性子,形成了他潜在的诙谐讽刺审美取向。成年之后,他的诙谐也就更为纯熟,“讲起笑话和故事来, 诙谐生动,妙趣横生,总是使在座者人人捧腹,而他自己则一本正经,从来是不笑的”[3](P87)。这种性格本身就有着一种喜剧的倾向。在家人的熏陶下,张天翼很小就开始接触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这些成了他最初的文学素养的来源。狄更斯走进张天翼的生活和思想,就在他幼年的时候。《在我的幼年生活》一文中,他回忆到多感的母亲曾经眼泪哗哗地给他讲《孝女耐儿传》(即狄更斯的《老古玩店》)的故事。枯燥的课堂学习中, 他经常在课桌下偷看小说,“一类是好小说,例如《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侠隐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即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等,这些使我感动,使我老记得那些人物”。课余,同学们喜欢围着张天翼讲故事,而他最拿手的故事是所谓《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和狄更斯的《滑稽外史》。这样的“接受屏幕”决定了张天翼与狄更斯的幽默讽刺发生共鸣,从而在他进行创作尝试时,滑稽小说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必然的选择。在张天翼的自叙中,他提到了自己有意识地学习写作的经历,他说:“对我影响很大的作家有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巴比塞、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和鲁迅。 ……当我阅读到这些作家的作品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我也因此下了更大的决心来学习和写作, 好像就在这些老师的指导之下一样。”[3](P115)在这么多作家当中,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狄更斯。因为狄更斯是最早进入张天翼视线的作家之一,而且“狄更斯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能被模仿的作家” [4](P132)。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张天翼小说的创作中明显地感受到狄更斯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二　狄更斯对张天翼的影响狄更斯对张天翼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小说应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观念上。狄更斯的小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注重人物描写。据统计,他一生共创造了近2000个人物形象。狄更斯小说的结构很多都是采用“流浪汉小说”类型,他承袭流浪汉小说的传统,以主人公的活动来展开对社会万象的观察描绘和讽刺揭示。因而他的小说中处处凸显的是对人物性格的着力描绘而不是精巧的结构安排。甚至“从总体上看,狄更斯的小说一般篇幅庞大,内容繁复,但并没有一个有完整的事件或事件之间有逻辑联系的情节” [5]。就像《艰难时世》中的对庞得贝的安排,庞得贝对罢工工人的处理,庞得贝与斯蒂芬的谈话,庞得贝与露意莎的婚姻,庞得贝的母亲被人发现和他的反应,这四个事件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它们的前后出现并不是由于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而是为了塑造庞得贝这个人物,揭示他的性格特点的需要,这四个事件从四个不同角度显示出庞得贝性格的不同的侧面,从而使这个人物栩栩如生。在这个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是他小说的中心,为了更充分地刻画人物形象,他甚至可以停下情节的叙述。受狄更斯的影响,张天翼也十分重视人物描写。他曾多次撰文或公开发表演讲论述人物塑造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塑造典型形象,在《张天翼文学评论集》中就收有《谈人物描写》、《从人物出发及其他》、《关于人物性格与典型问题》和《关键要熟悉了解人物》等论文。张天翼把只讲得出故事而写不出人物的小说看成是“次等货”,把“老记得那些人物的”看成是“好小说”。他认为小说中“人物总是居于主动地位,是人物自己在活动而有故事, 人物第一”。 [6](P114)在回答“发现题材的时候,是先有人物呢,还是先有故事”这个问题时,他说到,“一个人物使我最有兴味的,还是他的性格,我要是告诉你,我现在有了一个题材,则其实这题材还是不完全的很,这只是说,我心目中有了个某种性格的人物而已”[3](P192)。他甚至还说,作家的“兴趣全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人物身上。只要借点儿事情把一个人物之为人写了出来,就已经是交代清楚了”[6](P545)。也就是说,他认为小说创作的中心不是情节,而是人物,他的小说也表现出了这种人物中心论的特点。在张天翼的代表作《华威先生》中,我们几乎无法准确地找出小说的结构线索,无法准确地描绘出华威先生的容貌与身材,更找不到情节的发生、发展和高潮,它只是华威一个个的人生片段。但是作家却善于捕捉最能表现人物灵魂的片段,通过一个个的片段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真实性和复杂性表现出来,让这位活生生的官僚形象立刻生动地浮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可以在某些时候清晰地想起,这个现实中的人就是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他的这种创作倾向曾遭批评家的批评,有人说:“他的故事没有穿插没有布局,非常的散漫松懈 ……张先生的作品,仅能成为断片,而不能成为艺术的整体,它的长篇小说《一年》随处都可以切断结束,再写上几百页下去亦无不可。”[3](P244)的确如此。虽然我们很难评判他这种创作方法的好坏优劣,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技法不同于“以情节为主”的中国传统的故事小说,它体现了外来文学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从写“故事”到“写人”,从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到写出现实环境中真实的人性,张天翼所表现的并不是人生的一般历程, 而是比较静止的一个人生相。这种变化,不能不说是来自狄更斯为主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其次,狄更斯对张天翼的影响表现在小说人物的选择和塑造上。狄更斯的小说,林纾称其为“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