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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从胸怀理想的非凡女性沦落到为妻为母的普通角色的生存现实的描写,女权主义评论从艾略特与女主角命运之间的巨大落差中寻找批评的靶实,认为作者对女主角的理想诉求的低调处理没有给女性指更好的出路。这种评论往往忽略了作品所蕴含的独特的女性意识:艾略特除了把女性“三寸金莲”般的心灵空间和边缘地位归咎于男权的无情压制外,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女性群体本身,即对女性自身的弱点与不足进行剖析和展示。女性尴尬的生存现实和女作家成功背后的艰辛与失落,使其在痛楚与无奈中完成对女性命运的反思和理性超越。女性应看清自身的不足,提高自己以求改善境遇,避免盲目地采取激进行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在女权主义文艺批评中是个颇有争议的名字。她本人即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文本:作为一个在男权文化主宰中突围而出、享有赫赫声名的成功女性,她在追求幸福婚姻的过程中体现了离经叛道的女性自主意识与奋斗精神;而她的女性小说又是另一种文本,言说着女性理想的觉醒与幻灭,掺杂着颠覆父权文化规定的边缘地位的无望与绝喊,抒发着回归女性配角位置皈依男人统治的无奈与凄惶。作者、作品截然不同的双重文本,让读者甚至一些批评家难以掌握研读的尺度。她的力作《米德尔马契:外省生活研究》(Middlemarch:A Study of Provincial Life)(以下简称《米》)有点自传的性质,但女主角多萝西娅(Dorothea Brooke)失败的结局和其中的女性意识一直让西方女权主义评论界争论不休。艾略特的作品融入了同时代女性写作的主流,言说着女性琐碎的婚姻故事与心灵体验。她直言不讳,她不喜欢简·爱的人物塑造,简·爱的胜利似乎太理想化、太幼稚,迎合维多利亚女王所树立的尽义务的标准,但麻痹妇女,看不到第二性的焦虑、困窘和处处碰壁的现状。艾略特的特殊身份和传奇经历及其作品里对女性的低调处理,导致了同时代女作家和后世批评家对其代表作《米》的偏颇的评释。本文拟从女作家独特的女性体验、小说女主人公多萝西娅两次婚姻和失败结局的分析入手,观照其女性意识的独特性。论文将指出,女性的边缘地位是男权秩序的压制及女性自身弱点与不足的历史沉淀共同作用的结果,艾略特在《米》中揭示了女性为改善境况而自我救赎的艰难过程。一、艾略特的女性体验和《米德尔马契》女性评论回瞻乔治·艾略特,被《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的作者里维斯(F·R·Leavis)冠之以“托尔斯泰式”的思想高度,其崇拜者称之为“莎婆”(female Shakespeare)。[1](P468)她原名玛莉·安·伊文斯,是华里克郡一个普通的庄园代理人的女儿。在考文郡她遇到了才思兼备、交游甚广的邻居查尔斯·布雷(Charles Bray),在其社交圈中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她开始怀疑宗教、拒绝父亲的权威。她精通多国文字,翻译了宗教、神学和伦理学著作。超常的语言天赋和“男性观点对她的浸染”[2](P185)为她后来写作的成功铺平了道路。1849年她父亲过世。1852年她从乡下来到了伦敦,走出了狭隘的庄园,离开了扼杀人理想和意志的平庸的外省生活,挤进了男人主导的知识前沿阵地伦敦。“德雷莎热烈而充满理想的天性,需要史诗般的生活”[3](P1)。她当上了激进党的喉舌报《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副编辑,结识了当时在英国文化思想领域极具影响的弥尔(Stuart Mill)、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赫胥黎(Thomas Huxley)和刘易斯(GeorgeHenry Lewes)等人。几年后,她成了高产而享誉欧洲文坛的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的前期小说,主题多涉及情感、宗教与人性的冲突,不断突出“心中的神灵”善之美德对人的影响。木工亚当以前的女友赫蒂被少爷亚瑟诱奸后抛弃,被逼杀婴。在传道士黛娜的感染下,他施之以帮助,让死囚的她得以缓刑《(亚当·比德》Adam Bede,1859);麦吉良心发现,离开一起私奔的斯蒂芬,让他回到女友的身边,最后与哥哥在洪水中淹没《(佛罗丝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1860);贫苦的马南收养偷他钱财的地主儿子的弃婴《(织工马南》Silas Marner,1860)……但在后期的作品,如《罗莫拉》(Romola,1862～3)《,米德尔马契:外省生活研究》(1871～2)《,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1876)中,女性的命运幻成了文心,她以严肃的创作态度演绎着她的女性悲剧观,即烙在女性身上的弱点与不足和在男权社会中的边缘地位。作为女性作家,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女性的处境、体验和对生活的看法,歌颂修女圣德雷莎(St.Theresa)史诗式的生活,在诗性的语言张扬下凸现悲剧女主角多萝西娅———一个失败的新德雷莎的女性———理想、个性无法释放的尴尬,以及碰壁后打回原形而进行的自我救赎。这一点长期为批评界所忽视,只是在伍尔芙(Virginia Woolf)、普恩蒂斯(Barbara Prentis)、毕尔(Gillian Beer)为她的文章正名、肯定她的作品对妇女运动的“地图”作用后,才形成了“艾略特热”。不幸的是,长期以来《米》一直处于被误读的境地,女权主义文艺批评家猛烈抨击她的作品显露出本人逃脱了普通女性命运的得意,兼有歧视女性和反女性的倾向。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女权主义者视为在替非勒斯(Filerx)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代言与歌唱的女妖、异类、坏女作家。这些批评者从艾略特的生活与作品中寻找批评的理由。首先,他们将艾略特的女性意识归咎于她在现实生活中婚姻的选择出了问题。从1854年35岁起,与有妇之夫、著名评论家乔治·H·刘易斯公然同居,改从“夫”姓,以乔治·艾略特的笔名负笈文坛。于是两人为上层体面社会所不容,开始自我放逐到欧洲。这种合情但不合法的婚姻历时24年,直到刘易斯死去。1878年艾略特60岁高龄,与小自己20岁、她的传记作家克罗斯(JohnCross)正式结婚。在威尼斯度蜜月时,新婚丈夫从旅馆的房间里跳到河中。人们对她猜疑鹤起。4个月后,她与世长辞。其次,艾略特本人对不合法的幸福婚姻的追求过程就是妇女解放的“活标本”。而其作品却弥漫着失败、绝望和彷徨的基调,没有把作者本人的成功体验内化其间,在思想上对妇女解放运动不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被怀疑为有瓦解斗志的倾向。再者,女权主义者愤恨她“泼冷水”的作品和孤高的行为,声讨她在现实社会中,不站在妇女运动一边。尽管她与许多女名人和女权主义者交往甚密,但她却认为弥尔在1878年为妇女选举权奔走呼号实乃“白费心机”。[4](P138)她拒绝为这一权益充当代言人,声明她的“功能不是教条说教,而是体现在美学感受上,旨在唤醒沉睡在人类意识中的渴望社会权利的崇高情感,而不是出具特别的措施”。[5](P44)《米》描绘了1829～1832年间英国即将改革的历史背景下,男权盛行的外省小镇米德尔马契对有抱负、有才气的新居民多萝西娅和利得盖特医生(Lydgate)“德雷莎”式理想的毁灭。倘若望文生义,英文题目“Middlemarch”一语双关,本身是一个地名,同时也暗示在这个地方要走“中庸”之路,不要出头越位。作者在前言中宣称她是为女人而书“,许多德雷莎降生到了人间,但没有找到自己的史诗,无法把心头的抱负不断转化为引起深远共鸣的行动,她们得到的也许只是……谬误的生活,……格格不入的后果,或者……失败的悲剧,……她们的热情只得在朦胧的理想和女性的一般憧憬之间反复摇摆”。[3](P3)伍尔芙曾高度评价此书是为“成年人而写的奇书”。该书之奇,首先在于对女性处境准确而深刻的白描。在现实中,作者本人的经历与书中女主角经历有几分相似:她们都是“穿上希望和热情的光辉战袍出发的”[3](P973)。对知识的追求是理想使然,但完善精神的努力遭遇了两次不平常婚姻的冲击,第一次反叛的结合几乎被文明体面的上层社会所放逐,第二次合乎情理、合乎规范的婚姻仍然摆脱不了无尽的猜疑与非议。她们的结局大相径庭,现实中的艾略特硕果累累,而小说中的多萝西娅“忠诚地度过一生,然后安息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3](P981)。为什么艾略特不允许多萝西娅找到“自己的史诗”呢?她在为女性自我言说还是为男人说话?这成了女权批评者们争议的焦点。二、《米德尔马契》独特的女性意识《米》中,热情秀慧的女主角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