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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6－1994年间，《简·爱》在中国阐释的突出特点是以女性主义批评独领风骚，在阐释疯女人及小说后部某些情节的合理性，女性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批评视角激烈交锋。批评方法逐渐转向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论证也更深入、严谨。一、总论 1986年开始出现有关这部小说的女性主义批评。其后七八年间，女性主义文评空前活跃，以它为主的西方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了前一时期社会历史批评，占据主导地位。国内有关《简·爱》的女性主义批评的勃兴，源于学界对美国学者Sandra Gilbert和Susan Gubar合著的《阁楼顶上的疯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以下简称《疯女人》）的介绍和分析。这部作品给中国的《简·爱》阐释深刻影响：内容上疯女人这一角色成为热点；方法上开始重视细读，发掘细节，揭示作者和人物的深层心理。从此，小说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色彩被逐渐解构，人物性格中的卑瑣被发掘和放大。在这一批评方法带动下，其他西方现代批评方法也大量运用。前一时期压倒性的社会历史性外部批评方法则退居到一些人物、小说结构或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里或外国文学教材和欣赏类书籍中。1986年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和过渡。与以往相比，该年期刊文章出现新视角、新形式：有专论心理描写的，如杨建明的“试论《简·爱》的心理描写”；有比较研究，如谢竹友的“两个孤女两种追求——简·爱和利蓓加的爱情比较”；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则把该作品纳入“女性文学”范畴纵向考察，认为“《简·爱》的出版在英国妇女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英国女性文学的真正觉醒”，［1］成为该时期中国《简·爱》阐释的女性主义批评先声。与此同时，作者生平研究更加繁荣。继杨静远1986年《名作欣赏》第2、3期连载“勃朗特姐妹的生平与创作” 后，1987年11月，祝庆英、祝文光译盖斯凯尔夫人著《夏洛蒂·勃朗特传》首印9000册。1990年，杨静远和顾耕又翻译出版了Margaret Lane著《勃朗特一家的故事》。本期还新增吴钧燮（1990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黄源深（1994译林出版社）两种主要中译本。 1987年11月，为纪念两部作品问世140周年，“《简·爱》《呼啸山庄》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这是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上海作家协会外国文学组、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师大文学研究所四个单位联合召开，是首届、也是迄今唯一一届有关这两部作品的学术讨论会。当时的上海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翰到会并讲话，全国有十多所高等院校37 名代表参加，可谓盛况空前。会上宣读的论文后多发表在国内重要的学术期刊上，成为本时期重要的代表性阐释。会上提出的许多新方法、新观点中，引发最大兴趣和争议的是以《疯女人》对《简·爱》的阐释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批评。［2］二、疯女人研究——女性主义批评 Feminism先后有“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两种中文译名，分别对应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3］P518 另据戴锦华，“女性主义”更为准确［4］。为简便起见，本文将其通称为“女性主义”，引文则遵照原文。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有较长的历史，但作为文学批评的女性主义进入中国，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前期对女性文学作品的评论，仅为“带有女子气”［5］的探讨，实质仍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延续。中后期，则带着强烈的反叛气质异军突起。对《简·爱》的阐释，为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作了一个切实的注解。早在1985年1月，杨静远“勃朗特姐妹家乡访问记” 就曾简要介绍美国女性主义者在《疯女人》中对这部小说的阐释。文章还概述了国外勃朗特研究的历史，并以在勃朗特姐妹家乡访问的见闻，以及在利兹参加第九届勃朗特会议的亲身经历，展示国外该研究的盛况。译介的繁荣、研讨会的召开，女性主义文评与《简·爱》的特殊关系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有关《简·爱》的女性主义文评接连发表在《读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等重要期刊上。1987 －1990的四年，可以说是中国《简·爱》批评史上以疯女人为中心的女性主义批评年。1987年，黄梅以普通读者为对象，以明快、活泼的杂文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分析《疯女人》的重要观点；朱虹的认为“《简·爱》全书激荡着妇女对男性压迫者的愤怒抗议和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6］批评者的女性主义立场赫然在目。小说“再现了一个男性压迫者的恐怖世界”。［7］“罗彻斯特的爱压迫简，威胁着她的人格独立”，圣·约翰则“以义务的名义”压迫简。文章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看成是 “阶级社会贫富对立背后的一种更广泛、更有普遍性的矛盾”。这篇文章“不但论辩性强，而且情感色彩浓烈”，［8］这也是女性主义早期的标志性特点，国内有关《简·爱》的女性主义文评中，朱虹的文章在这一点上最为突出。韩敏中“坐在窗台上的简·爱”内容及写法非常独特，它发掘和论证的是“窗台”这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和“vision” 一词之间的隐喻意义，结合对主人公心理的深层挖掘，揭示二者在文本深层的暗合；写作方法，是“从书中意象、事件、情景、词语的前后照应、互相渗透来找出两者间的各种联结点”。［10］文章引用的作品也多是女性主义者的，该文的思想及方法的女性主义影响不言而喻。87研讨会的热点仍是简·爱的出走、对罗切斯特的评价、作品的结局等前一阶段争议较多的问题。对于出走，前一时期人们几乎毫无疑问表示赞赏，而此时则有人认为是 “宗教意识的表现，是对社会舆论和传统道德的屈从”。［11］对罗切斯特，杨静远还提出“二十世纪反英雄雏形”的概念，并介绍了勃朗特姐妹的传记文学（文章于1988年发表）。有趣的是，“代表们在妇女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分歧，而且主要存在于男性代表和女性代表之间”，［12］这种分歧也在这一时期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体现出来。朱虹则对罗切斯特给伯莎的“缺席审判”［13］条分缕析，为疯女人鸣冤和辩护。认为她是“为三万英镑而被出卖的少女”，“她的每一个举动都是一个被迫害的女人的内心流露”， “在疯狂的背后，看到了一个女人的挣扎、反抗，听到了一个女人凄厉的呼喊”。而疯女人之所没有“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写成“同是受男性压迫的”简·爱的“姊妹”，是因为作者为“遵循‘情节剧’式三角关系的公式把她们摆在对立的地位”，被“禁闭”在“角色”里。批评者的女性主义立场自不待言，而其现实主义立场也一如既往，故这部小说是“主流文学与通俗小说的结合”。在女性主义批评声浪日高，尤其当社会中普遍存在男女地位差异的现实中，身为女性学者的朱虹为女性权益声讨辩护不难理解。但对男女主人公及作品这种颠覆性的阐释，很难不因其振聋发聩而引发争议：“对于朱虹的某些观点我们也有不同看法，比如女性的解放是不是要女性做高于男性的强者？否定了罗契斯特，又怎样来评价简·爱的人格价值？” ［15］这不能不说是女性主义发展早期引起的普遍误解。网上一篇评论可以引为旁证：“我觉得这篇文章挺有道理，可我不明白，如果罗切斯特真有那么坏，为什么他要冒生命危险救伯莎·梅森。命可不是闹着玩的。”［16］言辞的激烈，以及 “女权主义”译名隐含的贬义，也许部分招致国人，尤其是男性，对女性主义的反感。方平在赞美简·爱敢于首先对恋人表白爱慕之情的勇敢和坚强后，从作家的“创作心态”出法，研究设置疯女人情节可能的三种考虑以及这一情节的得失。认为出走情节体现了女作家的局限性，“在妇女的婚姻问题上不敢从旧道德、旧观念中摆脱出来”，［17］是对传统道德的屈服。对“只能从爱情的乐园里自我放逐”的简的批评，似乎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女性主义者的嘲讽：“她只能正大光明地做一个妻子，而决不愿充当一名不光彩的情妇，但守身如玉……是旧时代妇女的美德，对于走在时代前面的新女性简·爱却并不特别值得称道了”。范文彬从作者夏洛蒂的经历和心理隐密出发，考察论证疯女人的生活原型为埃热夫人。次年，又论证这部小说的“经久魅力”，从表层、深层和象征寓意三个层面审视、剖析罗切斯特，认为“应将其（《简·爱》）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再抬高一点。尤其是在中国人撰写的外国文学史中”。［18］对于女主人公心理的发掘也是见仁见智。韩敏中注意到简处处表现出希望掩饰自己，在身处弱势或边缘地位时感觉更为自在这一事实，认为其原因，一是她深知自己“逼视” 能力的强大，二是受现存意识形态的制约，只有掩饰自己“不甘于任何人下的心气”和“能跃于他人之上的内在力量”，才“符合她的社会角色”，不致“受到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的责罚”。［19］女性主义批评者高度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