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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推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Carston（1999）认为，语用学的任务就是对该过程中的推理以及引导和制约该过程的原则进行解释。显然这是一种认知语用观，其最终的语用目的就是对人们的话语理解能力进行解释，尤其是推理能力，人们是如何将语言解码作为理解中的输入信息进行推理的。在Carston等学者看来，认知语用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探讨会话含意是如何产生的，比如话语“今天太累啦”，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隐含如下信息： a. 咱们回家吧。 b. 该睡觉了。 c. 你洗一下碗吧。 d. 今天不看书了。我们不难想象以上含意产生的不同语境条件，可见同一个话语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隐含不同的信息，都是听话人语用推理的结果，它们显然不是语言形式直接编码的信息，必须依赖语境条件。同时，在话语理解时听话人是如何识别说话人所期待的语境，或者说在对话语进行加工处理时听话人是如何从认知系统中选择恰当的语境假设，这是语用学理论的最基本任务。要实现以上任务，就必须获取恰当的语境信息，以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以‘关联’为取向的认知语用学就要对这种能力进行解释，在他们看来，认知语用学应该参照的两条中心原则就是认知原则和关联原则。然而，根据Verschueren（1999）的看法，理解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选择过程，也是以认知为基础的顺应过程，不过Verschueren并没有指出如何在语境条件下去寻找具体的顺应目标。为了讨论的方便，下面我们仍借助关联理论，进行分析，当然它并不是阐释话语理解的唯一参照标准。根据代码模式（也称信息模式），人类交际行为是一个对交际内容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这是传统的交际观。它认为，言语交际关注的完全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使用的代码，语法是其中的一种代码，具有语音表征和语义表征的特点，因此话语理解的主要任务就是语言解码，成功交际就是一个信息复制过程，即编码信息等同于解码信息，但话语理解时的语用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根据关联理论，话语理解仅仅是信息处理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很多交际可以不涉及语言代码，比如当A下班回家走到楼下时，看到了妻子停放的自行车，于是就推断出她今天提前下班了，这是一种不需要代码的交际和推理，但推理的基础是明示输入刺激，但这种刺激可以是语言（如话语），也可以是非语言，如此例中的自行车。在Sperber和Wilson看来，话语理解是一种认知行为，该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认知效果，但同时又要求人们要有效地分派有限的注意力和推理资源，也就是说人类认知往往力求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这是关联理论的基本思想。当然关联理论也没有标记出最少的认知付出和最大的认知效果的量化标准或实际的可操作性步骤，这正好说明了话语理解具有个性化特征，以往的有关理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在话语理解中，对任何新信息的处理都需听话人付出一定的努力，包括注意力、记忆搜索以及推理等（可统称为‘认知努力’或‘认知付出’），以获取话语的语境效果或认知效果，努力程度与信息的关联程度呈反比关系。在具体情况下，话语的长短、词项的使用频率等较多因素都影响认知努力，比如“condiments”就可能比“salt and pepper”让人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此外，更重要的是，语境假设的可及性也是获取说话人所期待的认知效果所必须的。语境信息的认知处理和推理结论的形成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推理就是从一系列用作前提的命题内容获取逻辑结论。到目前为止，指示现象、言语行为、前提以及含意等语用现象都离不开推理，它们的交际意义都超出了语言的编码信息，是认知努力之后所产生的意义。比如，指示现象与语境信息密切联系，不能根据真值条件去分析它们的指示信息，有必要进行认知处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Rubba（1996）和Ariel（1998）认为，指示结构不可能总是用来直接表示话语环境中的某一指称对象，它们存在认知可及性（cognitive accessibility）；Marmaridou（2000）也提出，除社交意义以外，我们还应该从认知意义方面去解释指示结构。又如，前提是与语言结构和语境因素密切联系的一种推理关系，Fillmore（1985），Lakoff（1987）等从认知语义学的理论框架对前提进行过研究，Marmaridou也对前提的认知结构及其在理解和使用某一语言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辨析，并认为从认知的角度更能够说明前提在交际中的特征与作用。再如，也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对言语行为这一常见语用现象进行分析，根据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识别说话人话语的言语行为种类并不是理解话语的先决条件，话语的言语行为‘语力’（speech act force）不是表面上传递的信息，而是特定语境条件下人们理解的结果，例如，“It’ll rain tomorrow”，在一定语境下可以理解为一种预测，然而Sperber和Wilson则认为，该话语传递的是一种说话人无法控制的有关未来事件的假设；此外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所起的作用是一种认知向导或制约，例如，“I predict that it’ll rain tomorrow”中的“I predict that …”能够准确引导听话人将传递的内容理解为一种预测，也就是说施为动词制约了听话人对嵌入内容的正确推理，因为说话人的任务就是引导听话人识别自己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听话人会利用说话人的话语作为一种向导，去推导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根据这样的思想，语言编码意义仅仅是该向导的一个方面。此外，会话含意更是一种语用推理的结果，涉及心理努力和认知加工，因为交际本身需要付出认知努力和社交努力，才可能实现多重的互动目标。因此语用理论是一种交际理论，但同时又是一种认知理论。 4．认知与社交因素就宏观而言，从社交和认知两方面出发是长期以来人们探索人类交际的主要视角。将交际视为一种社交现象，主要关注话语产生和理解的各种社会、文化等社交制约因素。在Saussure看来，语言（langue）是一种潜在的社交事实，而言语（parole）则是一种实际产生的社交事实，可见他主要是从社交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交际的。很早以前，Chomsky就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前者是人们大脑中存在的一种有关语言的知识，属于认知范畴；而语言行为是语言知识的具体运用，是语言能力的体现，是一种社交现象。可见，Saussure只注意到了语言的社交属性，而Chomsky同时还强调了语言的认知属性。我们知道，语用现象很容易让人们将它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联系起来，而忽略该现象的认知基础或认知理据。那么，就语言交际来说，如何将社交与认知二者结合起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在对语言交际的研究中，除了形式与功能之分以外，社交和认知是比较明显的两大主流。比如，根据Grice（1975）的思想，交际是一种社交契约（social contract），存在人们必须遵守的一定规则，如合作原则中的各条准则。然而，Sperber和Wilson（1986/1995），Blakemore（1992）等则从认知的角度出发，主要参照关联理论，探讨人们如何对某一行为进行推理，大脑中发生了什么；Verschueren（1999）从功能综观论出发，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顺应过程，也是一个认知过程。可见，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语用现象和语用理解，才出现了诸如认知语用学、社会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等。在Fodor（1983）看来，人类发展过程中大脑中出现的知识不是认知问题，而是模块问题，这是一种心智论（mentalism）。他认为，认知过程是在思维中枢中出现的，所以他对语用理论一直坚持一种悲观的看法，因为语用处理是一种很难理解的中枢思维活动。因此，根据Fodor的观点，认知语用理论是不可能的。然而，以Sperber，Wilson，Blakemore为代表的学者则成功地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了语用问题（Morales 2001），他们坚持认为，交际中的理解过程必须受到一定的认知制约，所以他们的观点不同于Grice和Levinson等的社交语用观。其实Sperber，Wilson，Blakemore等并没有忽略影响交际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相反他们一直强调将这些因素和认知结合起来。在这些学者看来，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既包括传统的语境内容，还增加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