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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处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假设，说话人通过显现的明示刺激（即话语）去引导听话人激活话语理解所需要的社交文化等百科信息，形成各种语境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将认知和社交因素分离开来。不过，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和认知的界面在哪儿？它们是在何处实现交叉的，或者说实现二者兼容的基础是什么？类似问题至今仍不明朗。此外，社交文化信息是否构成人类思维机制（mental mechanism）的一部分？话语是否是引导该信息进入理解过程的唯一明示刺激？我们认为，要弄清楚语用理解的本质就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Leech & Thomas（1988）认为，是发展交际的认知理论还是交际的社交理论，是语用学面临选择的一个交叉路口。Sarangi和Slembrouck（1992）也指出，认知理论应该与交际的社交观结合起来，否则不可能提出交际的认知理论，因为语言运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进行的，该语境就是社交语境。因此，离开社交语境就不可能构建有关交际的认知理论，也就是说社交语境因素应该同认知结合起来才能对交际进行合理的解释。人们是如何获取意义的，以及制约意义生成和理解的社交条件是什么，它们是语用学应该回答的首要问题。以上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将宏观社交语境和话语或语篇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从认知还是从社交语用的角度对意义的研究是不同的，它们关注语用意义的不同方面。认知语用研究关注信息的心理处理过程，即以演绎为基础的推理，这对语用意义的理解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在对有关意义问题的研究中，人们普遍使用了意义的心理学理论框架，包括心理表征论（比如Johnson-Laird 1983）、心理模块论（比如Fodor 1983）等。这些理论关心的都是人们大脑中影响语言理解的认知机制及其推导特征。然而，它们却忽略了影响语言理解的社交或社会因素。因此，这些理论没有对话语中社交意义的认知基础作出解释，只认为社会文化知识是一种需要通过心理表征的信息，以便大脑对它进行处理。这显然把社交意义视为一种语言以外的东西。虽然社交语用学承认语言使用中认知因素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分析中却对此加以排斥，因为在社交语用研究看来，认知是生物问题，是一种共性，因而与语言使用的社交条件没有任何联系（Kress 1979）。后来，Sarangi和Slembrouck（1992）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并指出，语用学必须从研究人们如何获取意义发展到研究制约意义生成和理解的社交条件。此外，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研究中也有学者关注过社会与认知问题，比如Duranti（1986）指出，应该通过每个人的、具有社交互动性的心理过程去解释使用中的言语，他强调语言的社交或社会制约，以及根据该制约进行的认知语用处理。总之，Marmaridou（2000）等学者希望结合语言使用的社会/社交因素和认知两方面，去探讨语用意义，他曾探讨过语言使用，并着力调查语用意义的认知和社交因素。如果语言以认知为基础、是在社会中发展的，那么认知结构以及社会现实的概念化必须体现语言使用的特征，这将有助于社交意义的产生、维护或变化。基于以上假设，人们就是直接根据内在的认知结构对社交意义进行解释的，而不是根据外在形式和结构的内在心理表征进行的。这样，认知结构随着人们同客观环境和社交环境的不断接触而发展变化，认知结构也具有顺应性，促使社交意义的产生而不是决定社交意义。认知语用学不应该怀疑语言的社交与社会属性，不过有学者认为它不是语言语用学的研究对象，而是社会学等应该讨论的问题。同样，社交语用学也不怀疑心理表征和认知结构，并承认它们的存在与特征，但认为它们与社交语用学的研究目的不相关。这样，认知语用学和社交语用学形成了各自为阵的局面，从而使我们对语言交际的理解与认识受到严重制约。那么，基于以上情况，是否可以建立一种明晰的语用分析的社交-认知理论框架，既可以解释语言使用的社交基础，也可以说明语言使用的认知结构。Marmaridou（2000）认为这是可行的，但目前除了关联理论以外，还缺乏更具说服力的成功尝试。虽然语用学出现了以上不同的研究重心，但它们都承认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双方会对语言这个符号系统进行控制，以表达和理解话语或语篇等表面意义以外的意义与意图。在这样的情况下，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和会话含意被认为是表现说话人意义的主要方式。语言哲学对它们已经进行过大量讨论与分析。较为明显的是，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和会话含意等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认知语用和社交语用，这两个方面影响语用学的以上其他方面。认知语用和社交语用研究都源于语言哲学（Marmaridou 2000）。但不同是，认知语用观强调交际双方的心理处理能力，即通过词语和话语表面意义产生和理解意义的能力；而社交语用研究则试图探讨影响话语产生和理解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为此，前者认为，语言使用和交际者之间是一种内在关系，而在后者看来则是一种外在关系。最后，认知语用学将某一言语事件的社交因素视为一种外在信息，需要经过人们大脑的加工处理，以便恰当地理解话语；它不认为社交因素是认知结构的一部分，因而不是一种内在因素。而社交语用学则努力寻找社交结构，它们形成了产生社交意义的言语事件，同时社交语用学也不会将这样的结构视为一种内在东西。在此我们再参考Sperber和Wilson（1986/1995）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唯一的衡定标准。根据关联理论，语用是语言运用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一定的语言运用原则，主要负责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形式进行扩充，使其变成包含说话人思想的命题形式。不管认为语用是语言知识的一部分还是语言运用的一部分，我们都必须考虑语言使用中的语境问题，这是语用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将语用视为一种语言能力，即一种有关恰当使用语言的条件的知识，那么就难以说明语境是如何构建的，这就等于说语境是一种百科信息，那么在话语理解中语境是如何改变的？话语本身又是如何改变或创造新的语境的？如果将语用视为一种语言行为或运用，我们又必须考虑它的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问题，因为语言运用涉及这两方面的因素。关联理论对语用学采用的是一种心智的研究方法。根据该理论，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单一的认知原则，即关联原则，去解释整个人类交际，但该理论并没忽略语言使用的社会维度。Sperber和Wilson（1997）曾指出，交际中体现最大关联的非明示手段也可以体现社交因素，比如维护或体现权力关系。Žegarac（1998）对“寒暄”（phatic communication）这一社交语用现象进行过关联理论的认知解释，并指出，语言的寒暄用法是一种通过建立、维持以及维护认知环境去实现一系列社交目的的手段。在另一个研究中，Žegarac（1999）探讨了明示推理交际对处理思想观念的作用，这显然是想利用认知理论框架去关注与交际有关的社会因素。此外，Sperber和Wilson将语境定义为一种假设集合，是人们为理解话语而形成的一种有关世界的心理表征，这就意味着，语境不等于客观世界，不表示影响交际或话语理解与生成的社交结构。这样，语境就是一个心理建构体，即理解话语的一系列前提。可见，关联理论对语境的解释是一种心理学观，而不是社交观。不过，此处的“语境”这一定义具有理想化特征，是一个与话语理解有关的普遍性解释，话语理解时需要通过思维表征的形式对各种假设进行推导。即使人们对同一话语产生相同的语境假设，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区别的关键就是对各种假设的不同推导，也就是说区别在于内在的、心理过程的不同，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社交文化结构。这实际上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揭示了话语理解的差异。这里问题的关键又在于，语境假设的可及性顺序是如何确定的？那么对某一种语用现象理解结果的不同是否体现为哪一个语境假设最先得到优化处理与选择？这些是探讨人类交际过程一般的理解机制必须回答的问题。新格赖斯语用机制、关联理论、顺应理论等都是在探讨语言交际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假说，应该说它们分别为言语交际中的话语生成和理解提供了原理性解释。 5．结束语认知语用学强调的是实现交际目的的信息处理，即强调心理过程，并将自己明确地限定在对语用现象的认知处理，为此语言手段仅仅是实现交际目的的一种制约因素，而互动语用学或动态语用学主要强调的是语言使用的动态特征，尤其是交际双方话语的协调性（negotiabil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