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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乔治·斯坦纳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理论为理论指导,以汉学家翟理斯对古典名著《聊斋志异》的翻译为研究对象,英语论文范文尝试将译者主体性这个抽象概念分解到斯坦纳的“信任”“侵入”“输入”和“补偿”四个具体翻译步骤中,以期证实在这一文本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翟理斯的主体性作用在四个具体步骤中得以充分展现。

关键词:聊斋翟理斯斯坦纳翻译四步骤译者主体性

Abstract:Based on the fourfold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motion theory proposed by George Steiner, thepaper endeavors to research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embodied in Herbert A.Giles' version ofLiaoZhai Zhi Yifrom four concrete steps of“trust”,“aggression”,“appropriation”and“compensation”.The research aims at achieving concrete cognition on how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fluences on thetranslated version, expecting to prove that Giles displayed his subjectivity to the utmost extent in thefour specific translation steps.Key words:LiaoZhaiZhiYi; Herbert A.Giles; the fourfold translation moti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一、引　　言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颗瑰宝,它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誉为“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它的艺术魅力不仅让中国读者为之倾倒,也令外国读者惊叹。迄今为止,它的英译本不下于50个版本,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于1908年最早翻译了《聊斋志异》,将它译为Strange Talesfrom a Chinese Studio,另一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译本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的Selected Tales from Liao Zhai.本文选用的翟理斯译本既是最早也是目前涵盖内容最广的译本,共包括译文一百六十多篇,后来者无人能在这方面有所超越。翟理斯(1845-1935),前英国驻华外交官,也是精通中国历史文化的著名学者,1867年-1892年在中国生活了25年,曾著有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书,如《中国人之素描》《中国文明简史》,同时也因对中国诗歌的翻译而著称。除此之外他还翻译过《聊斋志异》《佛国记》和《三字经》等。吕叔湘先生曾称他为“一代汉学权威、卓越的翻译大师”[1]。然而由于资料匮乏,长期以来极少有人对翟理斯及其《聊斋志异》译本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虽然近年来人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已呈加强之势,但没有从译者主体性方面对其《聊斋志异》译本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例如,福建师范大学的王绍祥曾在《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中对翟理斯作了较全面的研究,但只对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浅谈则止[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何劲在《从功能理论看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一文中从功能主义目的论出发分析了翟氏译本,但由于忽视了译者主体性,仅得出翟理斯未能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的结论[3]。这些文章的观点和角度都对本文的研究有很好的启示。

二、译者主体性略论

长期以来,“忠实”被视为翻译的最高标准,评论家往往以是否忠实于原文作为译文优劣程度的评判准则,甚至有人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透明得像一块玻璃,让读者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于是,译者的客观存在被刻意忽略了。事实上,翻译中,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绝对忠实性只能是译者苦苦追求、无限接近却永远也达不到的理想目标,翻译理论家John P.Postgate曾感叹,忠实原则作为真正的翻译美德“为世人所公认,却不为世人所遵循”[4]。西方一直流传“翻译者即叛逆者”的经典说法。而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一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是一个“有形人”。那么与其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状态争论不休,不如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实际且客观地评论译作中不忠实现象的存在及产生的过程,以期为最大程度切近原文的翻译理想提供具体参照。而译者主体性正是为我们观察不忠实的译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角度。我们这里所说的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5]。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首先需要解读作品,将文本的意义在译者的脑中完整构建,发掘出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接着,译者需要进行语言转换,注重如何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特征。同时,译者需要调动作为读者和阐释者阶段所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和审美感悟,使之有机地融入到语言转换中。如果说对作品的解读、阐释是一般文学活动的话,那么在语言转换过程中,译者的文学创造性达到最大峰值[6]。可以说,翻译的具体过程是译者主体性显露最为明显的阶段,是译者主体性产生的温床。

三、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乔治·斯坦纳是对翻译过程进行深入研究的西方著名学者之一,他将阐释学应用于翻译研究,著有《通天塔之后———语言和翻译面面观》一书。该书初版于1975年,是18世纪以来第一部对翻译理论及翻译过程作出系统性研究的著作。书中研究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诗学、文学评论、文化史等多方面研究,但最终都服务于对翻译行为的探索。其中最为精辟的莫过于引入了阐释学理论(hermeneutics),提出了基于阐释学基础上的翻译的四个步骤:这就是翻译界已经非常熟悉的“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mport)和“补偿”(compensation)[7]。斯坦纳认为“信任”是所有翻译活动的第一步,即译者首先要认同原文本的存在意义,只有相信原文本的意义,才有去理解它的可能,这也是人类社会交流的基础。但诚如斯坦纳所言,在理解这种意义时,往往遭遇原文的抵抗和语言的障碍,这时译者的主观因素便会不可避免地“侵入”到原文中去。翻译过程的第二步“侵入”在斯坦纳看来也是离不开译者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发挥,因为“译者无法不对他的时代和背景妥协”,因此这一步“永远都是有偏见的,是对原作者意图和视域无法避免的攻击”[7]313。这一过程打破了原文的外壳,让内核裸露出来,是一个“暴力”的过程,但却有着积极的意义,使译者和原作者在“暴力、侵入”的状态下达到了视域融合。如果说“侵入”是用暴力打破了原文的外壳,那第三步“吸收”则是要将暴露在外的内核有选择地研磨消化,而“吸收”正是“侵入”的目的。斯坦纳指出,“对原文的内容和形式的吸收不会进入到真空状态”,“译入语的语义场是已经存在且很拥挤的”[7]313-314。也就是说,翻译必将受到译者原有的语义场的影响,在这里译者的先在主观性又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新吸收的信息不是进入一个空白、宽阔的空间,而是来到一个拥挤的甚至可以说是坚固的言语环境,任何外来语言或思想若要打入这个坚固的环境,必然受到环境的巨大影响,“冒着被转化的风险”[7]315。翻译所带来的正是一种文化或传统的转化。因此,在吸收过程中原作语言难免要丧失本色,这就使得第四步“补偿”变得十分重要。在斯坦纳看来,如果没有这一步,阐释的过程必将变得十分危险且不够完整。“出于对原文的信任,我们包围并侵入原文。我们负载累累地将原文中的东西搬回家,而此时,不平衡已经存在了。……有时译者拿走了太多,甚至对原文锦上添花,有时却又拿得太少,甚至跳过、删除了原文中的一些粗陋的地方。”[7]315所以,在斯坦纳看来必须通过“补偿”这一步来恢复原有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一名称职的译者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牢记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