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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晚清以降,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卷入世界的范围,以及中国知识界日益引入和深入理解西方文化与文学,使得翻译文学在清末民初,并且愈到后期愈呈现出一种倾向,即接近于西方文学而不同于中国文学的异质成分体现得愈加独立与明显。
我们的论述主要是针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主要文类———小说。由于小说文体摹写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以及小说语言建构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多语性,使得即便这一时期古文名家手下的译作也不可能保持某种单一语言的纯洁性。在清末民初生成文言、白话语体翻译文本的同时,翻译文学在内在特质中也产生了不能为中国古代文学消化的部分,并表现出相当独特的意义,形成了一个文学翻译内部的欧化倾向。反过来说,这一欧化倾向的形成,在清末民初也影响与促进了翻译文学语言产生了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中的文言与白话的另类“翻译体”欧化白话的出现。
在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视野中,逐渐出现了两种范式:一是存在着中国固有的源远流长的“稗史”文言小说观和明清长篇章回白话体小说观,有的时候坚持雅文学观念的士大夫仍在鄙视后者的存在,有的时候对二者不作过多的辨析,因此,我们可以笼统称之为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另一是在翻译小说中,逐渐认识到西方小说实践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如《月月小说》发刊词所说:“本志小说之大体有二:一曰译,一曰撰。他山之玉,可以攻错,则译之不可缓者也;古人著作,义深体备,发我思想,继其绪余,则撰之有可观者也。”[1]“撰”和“译”的区别,正好对以上两种范式进行了认定。在《月月小说》里,两种范式似乎都可以作为正面榜样,并有不同的职能分工,能够和平共处。
显然,《月月小说》发刊词只能是一种理想的述说,现实中两种小说观念的消长与纠葛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戊戌变法时期对小说进行了大力倡导,乃至在“小说界革命”时期小说创作空前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域外小说翻译的兴盛。固然,维新派的小说观念注重小说的现实功用,以此为出发点,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从而也赋予了翻译小说独特的地位。但这是在政治功利考虑下外部强力提升的结果,对小说文类自身文体的自足、艺术审美的因素思考较少,因此在小说艺术内部观念的促进上作用并不大。无论几道、别士(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还是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主要是以中国古代小说的巨大影响为例证,少量的对西方小说的看法也多是在此视野之下的“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
反倒是一向被视为文学立场“保守”的林纾,以其翻译小说实践带来了许多新的看法。在整体的中西小说比较中,他颇能深入到小说的内部,以一种古文家的眼光曲折表现出在当时颇为“先锋”的艺术看法:“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译者就其原文,易以华语,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2](P2)今天看来,这种议论固然有“从何谈起”的感觉,但在当时,“勿遽贬西书”表明对外国文学一定程度的尊重———虽然这种尊重是最终指向古文的。并且,由于“林译小说”的广泛影响,实有推介外国文学之功,甚至它溢出林纾自身文学观念与追求的领域,对不少五四新文学阵营人物的青少年时代都有着影响。在林纾的理想中,“新”与“旧”都是有意义的,应像严复那样的人物:“学堂中果能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镳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彼严几道先生不如是耶?”[3](P223)这或许也是林纾在翻译小说时的理想,“中西二文熔为一片”的命题客观上也有利于对西方文学的重视。
于是,关于中西小说优劣的比较,在晚清盛行一时,成为其时小说评论的重要内容。侠人的看法是“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4],代表了一种典型的观点。他具体说道:
西洋小说分类甚精,中国则不然,仅可举为英雄、儿女、鬼怪三大派,然一书中,仍相混杂。此中国之所短一。
中国小说每一书中所列之人,所叙之事,其种类必甚多,而能合为一炉而治之。……西洋则不然,一书仅叙一事,一线到底。凡一种小说,仅叙一种人物……此中国小说之所长一。
中国小说,卷帙必繁重,读之使人愈味愈厚,愈入愈深。西洋小说则不然,读惯中国小说者,使之读西洋小说,无论如何奇妙,终觉其索然易尽。……此中国小说之所长二。
中国小说起局必平正,而其后则愈出愈奇。西洋小说起局必奇突,而以后则渐行渐弛。大抵中国小说,不徒以局势疑阵见长,其深味在事之始末,人之风采,文笔之生动也。西洋小说专取中国之所弃,亦未始非文学中一特别境界,而已低一着矣。此中国小说之所长者三。[4]
需要注意侠人的中西小说比较,其中对西方文学的认识是建立在“余不通西文,未能读西人所著小说,仅据一二译出之本读之”[4]的基础上,结论是:“准是以谈,而西洋之所长一,中国之所长三。然中国之所以有三长,正以其有此一短。故合观之,终不足以赎其所短;中国之所短者,终不足以病其所长。吾祖国之文学,在五洲万国中,真可自豪也。”[4]更确切地说,这样的中西比较,在外国文学知识方面是基于对翻译小说的认识。于是,中西小说的比较,在特定历史时期,实际成为“翻译”与“著述”,即“译”与“撰”之间的论争。

二
在1908年,有人曾分析晚清翻译小说流行的原因:
是必今之社会,向以塞聪蔽明,不知中国外所有之人种,所有之风俗,所有之饮食男女,所有之仪节交际,曾以犬羊鄙之,或以神圣奉之者,今得于译籍中,若亲见其美貌,若亲居于庄岳中,且得与今社会,成一比例,不觉大快。而于摹写今日家庭之状态,社会之现象,以为此固吾人耳熟能详者,奚事赘陈耶?此著作与翻译之观念有等差,遂至影响于销行有等差,而使执笔者,亦不得不搜索诸东西籍,以迎风尚,此为原因之一。抑或译书,呈功易,卷帙简,卖价廉,与著书之经营久,笔墨繁,成本重,适成一反比例,因之舍彼取此,乐是不疲与?亦为原因之一。[5]
在找出的两项原因之中,前者看到了社会转型中逐渐开放的风尚对翻译小说兴起的推动,后者看到了一个明显的翻译小说市场的形成,在商品利润氛围下刺激翻译小说的发展———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同在1908年,《中外小说林》杂志中载有一篇题为《小说风尚之进步亦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的文章,表明对中西小说范式认识的转移。论者对翻译小说的合法性建立在:“自风气渐开,一切国民知识类皆由西方输入。夫以隔暌数万里之遥,而声气相通至如是之疾者,非必人人精西语,善西文,身历西土,考究其历史,参观其现势,而得之也;诵其诗,读其书,即足以知其大概,而观感之念悠然以生。
然既非人人尽精西语,尽善西文,与尽历西土,终得如是之感观者,谓非借译本流传,交换智识,乌能有是哉?”[6]进而,将中西小说置于一个宏大的社会功用的背景中,有“短”、“长”之比较,并倾向于选择西方小说:“何吾国人既知小说与社会之关系,宁不知披帙卷,搜遗篇,顾必乞灵译本,以为开通风气之先者?此非徒以中国文字艰深,无补于普通社会,转而求诸外人浅易之文法也;亦非吾国旧小说界,无一二可增人群之知识,转而求诸外人之思想也。自西风东渐以来,一切政治习尚,自顾皆成锢陋,方不得不舍此短以从彼长,则固以译书为引渡新风之始也。”[6]最后的结论是:“译本小说者,其真社会之导师哉!一切科学、地理、种族、政治、风俗、艳情、义侠、侦探,吾国未有此瀹智灵丹者,先以译本诱其脑筋;吾国著作家于是乎观社会之现情,审风气之趋势,起而挺笔研磨以继其后。观此而知新风过渡之有由矣。”[6]从中,不难看到在小说观念中“西方范式”地位的上升,翻译小说直接成为中国小说创作的榜样。
从这一意义出发,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直译”。鲁迅在《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