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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学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10]显然,对朱子而言,该语境下的术语“道”有实义,指示通往“仁”的具体途径或方法。对理雅各来说,作为原文的术语“道”中就有朱熹《论语集注》的踪迹。严格遵循朱子的注释,理雅各在脚注中这样解释自己的翻译:“本即根、根本,在此指孝悌;道即方法途径,指后面“为(=行)仁的方法、途径”。[6]3因此,他将术语“道”译作“all practical cour-ses”。
相反,其他四位译者出于各自不同的考虑,都不约而同地将之译作大写的“theWay”。他们有的是受道家的启发,还有的是受以往注疏家例如杨伯峻、钱穆的影响。
春秋战国末期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据说是第一个在哲学意义上使用术语“道”的。据记载,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二十五章说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11]在第四十二章,他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1]对于老子,术语“道”是世界的本原或始基。无怪乎在英语世界,这个道家的术语“道”往往被译作“theWay”。刘殿爵(D.C. Lau)教授认为““道”似乎包含关于宇宙和人的全部真理,不仅是个人还有国家都可以说是否有道( the Way)[8]。从这些话里人们可以看到道家术语“道”在刘殿爵教授进行翻译时的原文中留下的踪迹。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其《论语》英译本里将术语“道”译作“theWay”。
道森(Raymond Dawson)同样将术语“道”译作“theWay”。他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与杨伯峻的注解相似。在《论语译注》里,杨伯峻是这样翻译本章的:“君子專心致力於基礎工作,基礎樹立了,“道”就會產生。”[4]3很明显,杨氏认为术语“道”是儒家的核心术语,无须另译。因此,在这本将《论语》译成当代白话的著作里,他并未对术语“道”进行任何翻译,而是保持不变。这种翻译策略在道森进行翻译时的原文中可以寻到踪迹。道森认为:“该术语尽管有时被用于具体的含义,例如文武之道、父之道、君子之道,不过它通常被用来表示理想的个人行为或者表示孔子一心想恢复的曾经存在的理想政体。”[8]显然,对道森来说,该术语至少有三层含义:
1)方法; 2)理想的个人行为, 3)理想的政体。这些含义尽管各自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儒家所倡导的核心概念———道,无须进一步翻译。基于此,道森将之译作“theWay”。
黄治中(ChichungHuang)对术语“道”的理解和钱穆类似。后者认为术语“道”与人性或者说“人道”紧密相连。在《论语新解》里,钱穆评道:“孔子之学所重最在道。所谓道,即人道,其本则在心。人道必本于人心,如有孝弟之心,始可有孝弟之道。有仁心,始可有仁道。”[3]6一方面,黄治中认为“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从隐喻的意义上看,英文词“way”与汉字“道”都非常贴近。”[5]另一方面,或许是受钱穆的启发,他认为:“在《论语》里,“道”代表人道,即孔学的最高教义。有若,孔门杰出的弟子之一,在解释夫子之道时,说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实际上有若把“道”等同与“人道”。”[5]黄治中的观点隐约透出钱穆《论语新解》的踪迹。难怪在翻译该术语时,黄治中将术语“道”译作“theWay”,即人道(hu-manity)。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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