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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同的历史时期,经济环境, 文化内涵导致了祥林嫂与海丝特·白兰性格发展和命运走向的不同。本文在浅析两位女主人公差异的基础上,着重透视了它们所面临的男权主义统治的共同背景,从而揭示出她们丧失自我主体成为物化了的附庸的共同本质,以及他们成为男性文化下贞洁、禁欲等女性价值观念的牺牲品的共同遭遇;并剖析出作者本身在深切关注女性生存状态的同时不自觉流露出的男权意识。在科技教育飞速发展的令天,许多愚昧、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已经消失殆尽,然而由于整个世界受男性文化的控制长达几千年,男权主义价值体系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并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于社会、家庭、个人之中,所以打破男权中心,重新提出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注入新的内容仍是人类真正文明的要求和涵义。本文正是通过或借助对文学形象的回顾总结,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企图寻找一条男女两性和谐共处从而争取人性健康发展和最大自由的道路。一、祥林嫂是鲁迅小说《祝福》里的人物,她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遭受巨大不幸的成千上万的妇女的一个代表。她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尽着做人的本分,然而,她接连遭遇坎坷,受到轻视和侮辱,最后被社会抛弃,孤独、痛苦地死去。祥林嫂并非是一个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奴隶,而是以她特有的方式进行过不断的反抗。她不愿忍受婆婆的虐待,逃出去帮工;她婆婆把她卖给山里人贺老六时,她表现了激烈的挣扎;封建势力假手柳妈加在她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千方百计寻求解脱;鲁四老爷给她的种种侮辱和打击,都没有使她完全倒下去,尽管最后一次打击是那样残酷。她在临死前对灵魂和地狱产生了怀疑,神鬼的偶像在她心目中发生了动摇。但是,在充分肯定祥林嫂反抗性的同时,还应充分认识到她的反抗完全是自发的,缺乏自觉的女性意识;况且她的反抗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和迷信色彩,她不仅至死没有意识到鲁四老爷是杀害她的刽子手,反动孔学、理学是从精神上虐杀她的 “软刀子”。而在反抗之后,又把希望寄托到反动势力和孔孟之道上。因此,她反抗的结果,不是跳出苦海进了狼窝,就是怀着恐怖走向死亡而开始她更加痛苦的地狱生活。与《祝福》相反,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霍桑所创作的小说《红字》却是一部反映了一位坚强女性的独立和尊严之作。《红字》叙述了年轻妇女海丝特·白兰在宗教禁锢的黑暗年代与年轻牧师发生了爱情,并有了身孕。在注定要遭到严厉惩罚的境遇中她毫无惧色地、义无反顾地生活下来。为了爱情,她忍辱负重,受尽折磨,始终缄口不供出通奸的同犯。她依靠做女红将女儿抚育成人,她的青春在灰袍和象征着耻辱的’红 A字’ 下默默流逝。虽然,表面上看来海丝特的选择似乎消极———她戴上’红字’后所过的实际上是一种赎罪的苦役生涯,但她却以一颗高傲的心蔑视了宗教和世俗,保持和实现了自我独立的人格。她经过长期磨练,助人为乐,终于以赎罪的心情和行动使胸前的红A 字变成了德行的标记,并受到世人的尊敬。因此,被动柔弱的祥林嫂与积极刚毅的海丝特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她们的结局也是截然不同的。不幸的祥林嫂无力独自承担阿毛被狼吃掉的残酷事实, 整日反复重复儿子死亡的经历,以缓解内心的痛苦, 却遭到厌恶和躲避;本想埋头做事,又被取消参加祭祀的资格,脆弱的心灵如同雪上加霜,直至精神失常, 被东家赶出流浪村头,死在爆竹声声的雪地里。海丝特的经历也是多难的。她年轻貌美,却嫁给了一个身有残疾的老人。婚后,丈夫只顾自己的研究,还让她只身一人远渡重洋来到举目无亲的新英格兰。在异地,她遇见了博学多才的青年牧师,与之相爱,结果被奉行禁欲主义的加尔文教的清教法律判为通奸,在胸前佩戴红A字游街示众,而青年牧师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地位,竟让她孤身承受凌辱和处罚以及培育女儿的全部责任。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在面对乡亲的另眼相看,情人的畏缩和虚伪,丈夫的恶意报复时,她选择了远离众人独自抚养女儿、并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重新生活和做人的道路。她最终保持了理想,热情,勤奋, 执着的追求。她不仅成为一个勇敢自立的女性,而且在精神境界上也大大超越了剧中的两位男主人公———奇林沃斯和迪默斯德尔。二、尽管就祥林嫂和海丝特这两位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而言迥然不同,但如果从女性视角出发进一步考察她们各自的生存环境,则可看到两个女主人公程度不一地有极其相似的方面。东西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不同环境下的妇女必定面临各种不同的具体问题,然而,女性总的来说是由男性控制的事实表明整个世界实质是一个父系的世界,其中男性处于中心地位,代表主要、肯定的方面,而女性则处于边缘地位,代表次要、否定的方面。很长一段时间,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政治、宗教,习俗、道德观念、包括各种仪式,一步- 步地社会化、制度化,从而为以男性统治模式的父权社会贬低、歧视女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女性在精神上遭受奴役,身体上也受到了污蔑。事实上,男性不允许女性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立的人,其目的是要进一步,永远地将女性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中。祥林嫂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只是她小丈夫的延伸。她的婆婆有权卖她;她的第二个丈夫的哥哥能将她赶走;鲁四可以肆无忌惮的骂她为“缪种”(《鲁迅小说集》: 205) 。父权社会这些典型代表,尤其是鲁四,只是把她当作一件东西,因而 “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鲁迅小说集》: 213)。祥林嫂完全是一种丧失了自我主体的被物化了东西,她既不能公开申诉自己的意愿,更不能反抗外界的压迫。海丝特不无例外,她在婚姻上有自我选择的自由并不表明她能摆脱从属和物化的地位,而享受与男性同样的自我意愿。奇林沃斯,海丝特衰老的丈夫,对被关押的她说:“海丝特·白兰,你和你的东西都是我的”(《霍桑名作精选》: 30) 不难看出,奇林沃斯从没真正爱过自己的妻子,只是把她作为属于自己的财产,无用或引来麻烦时随时可以摒弃。迪默斯德尔并不比奇林沃斯做得更好。他蜷缩起来,逃避公开地与海丝特受辱,他内心所受的折磨并不是因为他能感受海丝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忍受的痛苦,而是因为他的行为与他信奉的上帝的救诲不符,与给他带来名声和荣耀的事业相悖。三、祥林嫂与海丝特作为女性,生活在强大的男权势力的包围之中。在男性意识里她们只不过是一种没有自我意愿、自我决策权利和自我行为体现的物化了的附庸。在男权统治的文化结构中女人无主体性可言,幼年时代是其父亲的女儿,一迈入豆蔻年华或更早(如祥林嫂是童养媳)便得寻觅婆家,出嫁之后便只具有别人的妻子和母亲的身分,从姓氏到整个身心都归入丈夫的掌心中,她的一生是生存在一系列男人的名份之中———为女为妻为人母,除此之外,她没有其他身份。她们可象物一样被入玩弄、践踏、抛弃,毫无主观意志和能动选择可言。在男权势力和观念的压迫和歧视下,女人永远是男人眼中的一件物品。这是一种凝聚着几千年女性经验的历史意识。在目前的西方乃至中国,女子的贞操早已不为绝大多数人所关注,但在上世纪或本世纪初,更不用说在十七世纪盛行禁欲主义的波士顿,它却依旧是套在女人身上的一种严厉的枷锁,更是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女性价值观念。祥林嫂和海丝特不约而同成为这种价值体系的牺牲品。祥林嫂无法控制自己两次逼婚,两次守寡的命运,但封建伦理道德以及鲁四这样的卫道士却不同情她,相反却轻视以及侮辱她。祥林嫂初到鲁四老爷家时,“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他是一个寡妇”(《鲁迅小说集》: 208) 。被贺老六的大哥赶出来后,她再次来到鲁四家帮工。“当她初到的时候,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佣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反对,只是暗暗的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似乎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 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莱,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能吃的”(《鲁迅小说集》: 216) 。祥林嫂的被剥夺参加祭祀的权力表明按照男权衡量女性角色的尺度,她是不洁的。中国男人对女性的这种追求与要求女性贞洁,守一而终是并行的,同样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占有欲———希望女性在身心上皆为稚嫩的,没有任何人生阅历,不具备自主性、独立性,从而能更顺从地被驱使和驾驭。同样地,海丝特决不是一个低级下流的女子。由于年轻、无知她糊涂地落入了那个矮小畸形的奇林沃斯之手,和他生活了十九年,毫无爱情可言。她对迪默斯德尔的爱始终是真实的,高尚的。因为她甘心情愿为他承担罪名。坚持通过可怕的奇耻大辱的折磨培育他们的孩子。然而,她始终是说教者和道学家们 (男权制度的鼓吹者和维护者)所津津乐道和向世人反复教诲的典型例子。“他们把这一典型作为妇女脆弱和堕落的生动而具体的论证,这样他们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