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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旨在提醒人们:不要被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迷惑,应该正视现实、积极从事改革;如果听任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会奋起以更加残酷的暴力对加诸他们的剥削、压迫和苦难实行报复。两个相当不同的监狱———纽盖特监狱和巴士底监狱,主导了《双城记》中的头两部,背景是在十八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的伦敦和巴黎;小说的第三部分移到了革命的巴黎,转向了描写推翻旧压迫和引进新压迫后实行刑法惩治的后果。狄更斯满怀同情地描写了法国平民的悲惨遭遇,愤怒地谴责了封建贵族的为非作歹和为所欲为。作家明确指出,法国大革命是贵族阶级的腐朽残忍与飞扬跋扈的结果,是下层人民长期仇恨的总爆发;小说通过厄弗里蒙地侯爵和“朱古力爵爷”的荒淫奢侈与残暴狠毒、梅尼特医生和德伐日太太一家的苦难遭遇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小说揭示了一条真理:压抑在法国平民心头的愤怒,必将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革命。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狄更斯在《双城记》中首先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本质上的正义性,肯定了它摧毁法国强固封建堡垒的赫赫伟业;他一定感觉到了法国革命在欧洲释放出来的民主精神,它仍未实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诺言———英国反动派具体塑造出狄更斯所痛恨的那个社会,他们极为野蛮地反对这一诺言的实现———对他的时代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同时,狄更斯又对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的爆发充满恐惧,在他看来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兽性就将一发不可收拾,必然会把国家投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杀戮必将毁灭人类固有的本性,最终将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因此他强烈谴责革命中的过激暴力行为,反对失去理智的革命冲动。描写城市暴动,狄更斯通篇将其比作海水、人的海洋、人声的波涛,像海水冲击堤岸,砰訇大作;乡镇暴动,狄更斯着重描写了火:府邸着起了火,万家点燃了灯火,星星之火,顷刻燎原。这两层描写,用意颇深,旨在说明:革命的激情达到顶峰,会泛滥成灾、不可收拾;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失控的,运动中的群众是疯狂的、盲目的和丧失理智的。于是,从德伐日太太在市政厅前手刃老弗隆开始(第2 卷第22 章) ,场院内磨刀石霍霍飞转(第3 卷第2 章) ,革命法庭将无辜者判处死刑(第3 卷第6 章) ,大街上囚车隆隆前进,刑场上断头机吉洛汀嚓嚓操作(第3 卷第15 章) 。这一切是那样的阴森可怕、野蛮凶残。小说家认为,暴力并不能改造社会,反而伤害了无辜———不仅代尔那、路茜、卡尔登等无辜者受到失控了的革命暴力的伤害,连真心拥护革命的孤苦伶仃的女缝工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狄更斯写这一章时,是把卡莱尔和其他权威人士的记载当成事实,据他们说,在巴黎被处死的人数超过一万,而不是一千,其中只有一半是真正的政治犯。嗜血成性的疯狂,像瘟疫一样在法国传开,狄更斯生动地描绘出革命中危险而血腥的日子。《双城记》是一部有争议的小说,下层革命者德伐日太太的形象又是影响这部小说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梁实秋先生曾说:“狄更斯读了卡赖而的《法国大革命》,大受感动,决心再试写一部历史的罗曼斯。卡赖而送来两车书供他参考,可是狄更斯大部分未加使用,因为他不想写革命史,已有卡赖而的佳构在前,无再写之必要,他只要捕捉那一时代的气氛,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仇仇相报无有已时,只有仁爱的心才能挽救浩劫。”[6 ] (P1661) 这是有见地的。狄更斯仅仅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载体来反映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在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各式各样的人和所表现出来的人性,表达一种超越具体事件而又有更加宽泛意义的东西,即梁实秋先生所说的“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仇仇相报无有已时,只有仁爱的心才能挽救浩劫”。《双城记》的矛盾冲突主要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的贵族统治阶级与以德伐日太太为代表的被统治阶级构成的。作家通过德伐日太太和梅尼特等人的悲惨遭遇控诉了统治者惨无人道的暴行,揭示出正是由于这种非人道的罪恶统治导致了被压迫的激烈反抗。德伐日太太就是在这种压迫下成为一个复仇者的典型。但是,当复仇一旦丧失理性而成为盲目、偏狭、疯狂的报复时,德伐日太太成为一名苦苦追索的复仇者和野蛮疯狂的嗜杀者时,作家的感情就由同情肯定变为怀疑否定了。英国评论家乔治·奥威尔曾这样评价狄更斯:“他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总是在他类似本能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反对压迫者的时候。事实上,他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理所当然的站在处于劣势的人一方的。如果把这种做法引向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当处于劣势的人一旦变成处于优势,人们就不得不站到对方去了。而事实上狄更斯正是趋向于这种做法的。比如说,他厌恶天主教堂,然而当天主教徒遭受迫害时(见《巴纳比·拉奇》) ,他便站在这些天主教徒的一边。他对贵族阶级甚至更为厌恶,然而一旦那个阶级真正被推翻(见《双城记》中有关革命的那几章) ,他的同情便转向了他们。”[7 ] (P142)狄更斯并没有简单责备德伐日太太的过激行为,他一再强调正是“由于德伐日太太自幼受到郁结的受害感和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的影响”而泯灭了任何怜悯心和人道主义精神。德伐日太太如此,那些在大革命暴风雨中被强烈的复仇欲驱使的群众也是如此。作家这样描写狂热的群众:“那时由阴沉沉的凶险的海水,由能摧毁一切的滚滚波涛组成的海,它有多深,还没有探测过,它有多大的威力,也不知道。那时一个个猛烈摇摆的形体,由一片复仇的声音,由一张张因受尽苦难已磨练得怜悯之情无法留下任何痕迹的铁面,组成的无情的海。”狄更斯从疯狂压迫和疯狂复仇的两极对立中,既批判了残酷压迫又否定了盲目复仇:残酷的压迫制造罪恶、摧残人性,偏狭的复仇又产生新的压迫“, 如用相似的大锤,再次把人性砸变形,它就会自己扭曲成同样歪扭的形象。”狄更斯主张以仁爱和利他之心化解矛盾冲突,坚决反对革命激进主义一厢情愿的所谓彻底的、破旧立新式的报复性革命,认为那样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深层问题而只会造成冤冤相报、仇恨相袭。德伐日太太的形象表现了作家对压迫与反抗问题的思考、对轮回式的阶级斗争的忧虑和对美好人生的企盼。《双城记》被誉为“书里有上帝的真理”“, 更能表达那个时代的良知”“, 所塑造的人物比人们本身更为深刻”“, 使人奇妙地感觉到了人的深度”。狄更斯在小说中塑造了路茜、梅尼特医生、代尔那和卡尔登等人道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以仁爱为核心的圣诞精神。最能体现这种仁爱精神的要属英国律师卡尔登,纯粹为了爱,他无条件地实践着“我愿意为你和你所爱的人而做出一切牺牲”的诺言,帮助路茜的丈夫逃出监狱、安排路茜一家远离险地,而自己却代替他人上了断头台。当小说写到卡尔登从容就义时,反复引用《新约·约翰福音》中的一段话:“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意在强调卡尔登的仁爱和利他精神永存人间。三、浪漫主义色彩的悬念小说人们一般把狄更斯看成现实主义作家,而忽视他作品中强烈的浪漫主义因素,法国文学史家卡扎明却认为狄更斯本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把狄更斯和勃朗特姐妹归为理想主义者、把萨克雷称为现实主义者;卡扎明的这一论点对后来的狄更斯研究很有启发。英国小说家吉辛和杰斯特顿也意识到了狄更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吉辛认为狄更斯与莎士比亚一样,都是至高无上的理想主义者,他甚至直接将狄更斯的创作方法命名为“浪漫的现实主义”(romantic realism) [8 ] (P72) ;杰斯特顿认为狄更斯所塑造的人物不是人而似“神”,他把狄更斯称为英国“最后一个神话作家,也许还是最伟大的神话作家”[9 ] (P4) 。英国现代着名诗人T. S. 艾略特也认为“狄更斯的人物与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人物一样,都属于诗的范畴”[9 ] (P4) 。确实,理想主义精神使狄更斯永远不可能排斥浪漫主义手法:在他的作品中,爱情描写往往是浪漫的;善战胜恶的斗争是浪漫的;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往往是浪漫的。具体到《双城记》这部小说,卡尔登和普若斯在完成他们的高尚行为时就极富有浪漫色彩,连克软彻在奋勇救人中焕发出的那种改恶从善的决心也极富有慷慨激昂、令人振奋的浪漫主义气息。《双城记》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冲突与不和谐、怪癖、压抑、活力及其不同寻常的丰富。尽管狄更斯的细节描绘独具特色,对人物的外部特征观察细致敏锐,可把他说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则并不妥当。狄更斯是制造悬念的大师。《双城记》是经过狄更斯精心安排的艺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