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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乔治·艾略特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杰出的女作家,她的一生被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活标本”。艾略特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观充满了质疑和鄙视,在其作品中,通过其笔下女性的命运对传统的妇女观提出了挑战,表明了自己独特的妇女观;其女性观又因为宗教信仰、美学思想和个人生活经历等因素而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乔治·艾略特原名玛丽·安·埃文思,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灿若星河的女性作家群中杰出的一位,20世纪女权主义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她推崇备至,高度评价她为“女性的骄傲和楷模”[1]。与同时代的女作家相比,艾略特的一生是反传统的一生,她大胆地涉足传统意义上男子知识的领域:研究颅相学,翻译宗教作品,充当评论家;思想上她接受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社会思想,放弃原有的宗教信仰,宣布不再陪父亲上教堂做礼拜;在现实生活中,她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有妇之夫,著名的评论家乔治·刘易斯过着非传统婚姻的生活。可以说,艾略特的一生可以被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活标本”,然而让女权主义者们不解、不满甚至愤怒的是,艾略特并没在其作品中塑造出像其本人一样蔑视传统、反传统而行的女性形象,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其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出发,窥视艾略特的妇女观,并了解其妇女观形成的渊源。一、艾略特妇女观的进步性妇女观是人们对妇女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观点。每一位作家在描写女性世界时,无疑也在展示自己的妇女观,即女性作家眼里的性别观、婚恋观、伦理观、价值观、文学观等。维多利亚时代关于妇女职能的书刊大量涌现,书中宣称“女人的职责就是作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家庭领域是女人展示其杰出才能的最好场所”“、创造家庭舒适是妇女对社会的最大贡献”[2]58“,女性应该是温顺贤良、无懈可击的,女人的任务就是取悦丈夫,优雅地去忍受男人的热情和暴躁,了解和接受他的品位”[2]60,诸如此类的说法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妇女观和家庭观。通过给妇女冠以“家庭天使”的美誉,夸大了女性的自然属性,将女性仅仅当作一种生产工具看待,女性只是作为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而存在,她的全部价值仅在于她的生殖能力,女性并无自我意识可言,只是在尽责任、尽义务。维多利亚前期的女子教育的现状就是这种妇女观的直接反映。维多利亚前期整个女子教育水平相当低下,传统的“女子教育”是针对有闲阶层的女子而设的,主要目的是把女性培养成淑女、未来的理想妻子和母亲,所学的内容不外乎是礼节、跳舞、唱歌、绘画等才艺。即使学习外语、历史、阅读、写作、语法等,要求也不高,只要具备些常识即可。直到1857年,英国仍然没有一所大学向女子开放,女性一般只能在寄宿学校里学习。对妇女的教育状况,艾略特本人因为就读过寄宿学校而深有体会。艾略特在她的评论文章中大力支持并赞同18世纪的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观点,呼吁要给予妇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她捐款一百英镑赞助第一所女子学院的建立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即“妇女受到更好的教育是我从未怀疑过的事情之一”、“妇女应该像男子一样具有一定的真知灼见……一样的基础知识储备”。[3]204对此观点,我们可以从她塑造的一些求知欲强,对知识执着追求的女主人公身上看到。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麦琪有着艾略特的影子,聪明、富于幻想、求知欲强,自幼好读书,喜欢阅读各种书籍并以独特的方式来解释书的内容。然而麦琪的求知欲却不断受到父亲、哥哥和老师所代表的男权社会传统思想的压抑,他们认为“一个女人不应该那么聪明”[4]16,而且“她们很有一些小聪明;可是她们不会深入地去钻研,因为她们尽管聪明,却很浅薄”[4]127。即使从寄宿学校出来,麦琪仍坚持自学哥哥的旧教材,因为这是“获得男性智慧的一个重要步骤———获得了这些知识,人就能变得满足,甚至喜欢生活”[4]354。《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更是秀外慧中,她有理想,有天赋,有才情,把对理想和知识的追求寄托于婚姻,希望嫁给一个“知见和知识都高于自己的丈夫”[5]75,希望通过婚姻来攀登知识领域的“高台”[5]75。在呼吁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的同时,艾略特也呼吁给妇女更多的就业机会。她认识到当时许多自谋生路的妇女生活的艰辛;同情以前的老师刘易斯小姐年高体弱还得继续做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对同时代的女作家伊莉娅·琳“为获得一份文字编辑的工作而困难重重”[3]204也深表同情。与她们比起来,艾略特还算幸运的了———担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助理编辑,虽说这一职位收入并不高,地位也较低下,但起码让她获得了自立的机会。对于女权主义者们为提高妇女的就业机会而进行的斗争,艾略特引用富勒的话来表示支持“,我认为妇女在此关头需要的是,比她们以往从事的要广泛得多的职业来唤起她们的潜能和天赋”。[6]在小说《亚当·贝德》中 ,艾略特塑造了英国文学中第一位以公开布道为职业的女性———戴娜,通过戴娜的布道来表明,妇女只要有机会完全可以胜任很多被传统界定为男子的职业。戴娜的四处布道打破了男权社会为妇女所定的传统角色,即“家里的天使”;打破了《圣经》规定的妇女应保持的“沉默”及“缺席”。妇女布道对男权社会的统治是一种威胁,因为按照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理论来看,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权力。戴娜的布道不仅有悖于“家里的天使”的角色,而且违背了《圣经》的规定,威胁到了男权的统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除了反映妇女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追求和所处的困境外,艾略特还通过其女主人公在婚姻中的失败和困惑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观进行了讽刺和抨击,表明了自己对婚姻的独特见解:婚姻必须以真爱为基础。维多利亚时代奉行的是门当户对的婚姻观,金钱门第是婚姻不可缺少的因素。在《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的两次婚姻的目的都有悖于此。她第一次选择嫁给年老体弱的老书蠹卡苏朋完全是为了“理想献身”[5]5,她看中的不是英俊潇洒和金钱地位,只想通过婚姻来实现对理想和知识的追求。这种不符合男权社会婚姻观的结婚动机注定了她的婚姻是要失败的。虽说第一次婚姻“动机不纯”,但起码这场婚姻在外表看来是符合“门当户对”的婚姻观的,因为卡苏朋地位不错,收入也不错,房子是现成的,在监护人,多萝西娅的伯父布鲁克看来,这仍然是一门“相称的婚姻”[5]46。而多萝西娅的第二次婚姻则完全违背了“门当户对”的婚姻观,遭到了包括伯父在内的所有人的反对。多萝西娅宁愿放弃继承先夫的遗产,与一无所有的威尔结婚,为的是追求自己的真爱。可以说,多萝西娅的两次婚姻都不是为了金钱和地位而结婚,这在当时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小说还通过副线中的另一对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来讽刺了传统婚姻中男性至上的观点。在这场婚姻中,萝莎蒙德选择嫁给外省来的利德盖特看中的是他的那些有贵族身份的外省亲戚关系,希望通过婚姻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利德盖特选择萝莎蒙德则完全是出于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要求妻子不仅有如花似玉的美貌,同时又要温情脉脉“,遵守闺训,永远不会越出雷池一步……万一越出轨道,马上会接受丈夫的规劝,改正错误。”[5]418婚后,萝莎蒙德对金钱和奢侈生活追求的执着和固执让利德盖特不但无法开展自己的医疗事业,而且还负债累累。而萝莎蒙德不顾丈夫的意见,背地里阻挠丈夫变卖房产,并自作主张地偷偷写信给丈夫的外省亲戚求助等做法让利德盖特彻底明白了“,现实的妻子不仅有她自己的主见,而且还占领着他的心灵。”[5]770利德盖特最后只得完全听任妻子的安排,离开了米德尔马契,放弃了在医疗事业上进行一番改革的雄心壮志,搬迁到伦敦专门替富人治病,为妻子赢得了“金碧辉煌”的安乐窝,实现了人们所说的“飞黄腾达”。然而,利德盖特始终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他的失败就是因为找了一个美丽似花、贪图享乐虚荣的女子为妻。通过他们的婚姻,艾略特讽刺了传统婚姻中男性至上的观点,同时也讽刺了要把女性培养成理想的妻子和母亲的传统的“女子教育”。二、妇女观的局限性及其渊源艾略特在小说中以独特的视野描写了女性在求知、职业和婚姻中的先进意识和追求,然而其笔下的女主人公的命运往往不能尽如“人”(女权主义者们)意,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三方面: 1.宗教神学思想的束缚艾略特本人曾对宗教信仰产生过疑虑,并宣布不再陪父亲上教堂做礼拜,为此父亲宣布与她脱离父女关系。在良心的谴责和朋友的劝说下,艾略特重新回到教堂做礼拜,并开始了翻译《耶稣传》和《神学政治论》等宗教著作。可以说,艾略特的思想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反映在其作品中,则表现在当女主人公面临求知、婚姻的选择等困境或困惑时往往是通过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