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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初, 一位格雷伯爵宣称:“大概人人都同意, 英国人在观察世界与生活方式上要比毛利人或霍屯督人优越 ,也不会有人反对, 英国人正在尽其全力地将自己更优越、更高深的见解施之于这些野蛮人身上……白人应该而且也必将把自己的高等文明赋予有色人种, 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这种赤裸裸的 “白人至上论” ,今天大概很少有人敢于公然宣扬了,然而,它的 “精神实质” 却长盛不衰,甚至 “发扬光大” 。譬如,白人的 “高等文明” 不就包含了相应的“高等语言” 吗? 《牛津英语词典》资深编辑Burchfield说:“任何受过教育的人, 如果不懂英语的话, 便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 ‘欠缺’ 。人类遭受的最为严酷,同时也是最难补救的欠缺是贫穷、饥饿、疾病。相比之下,语言欠缺则不那么引人关注,但其严重性却不相上下。” 很显然,这里所谓的 “语言欠缺” 指的就是英语。法国人最初来到阿尔及利亚,施行 “文明开化” 时,当地城市人口的识字率已经达到40 % — — —远远高于法国本身。但一百三十年后, 当他们离去时,其识字率,按最乐观的估计,也只有10 % —15 %。表面看来,好像是 “文明化” 反而帮了倒忙,但却很少有人料到,这一统计数据仅仅只是就殖民教育而言。也就是说,一个人若不接受西式教育,不懂西方语言,在殖民统治者眼里,就只能算是文盲!    西方国家如此卖力地推广、普及其语言以及文化,真的是想做“活雷锋” 吗?英国文化委员会主席在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度报告中说: “我们的语言是一笔最为巨大的财富,甚至远比北海的石油还要丰富,因为它的储量是取之不尽的。尽管我们不搞垄断, 但这一特殊品牌始终极为抢手。我还要高兴地补充一句,指导我们国家命运的人也有此同感,认为有必要对这笔无形的、上帝恩赐的财产进行投资,予以充分的开发。 ”
   “二战” 后,美国政府对《读者文摘》、《时代》、《生活》等杂志提供巨额资助,为的是让欧洲人习惯美国观念及品味。不用说,这一招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更加巨大的成功。英国文化委员会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海外发展部宣布了一个‘向非洲销售教科书计划’ , 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多余的书籍输往非洲的各个学校。” 英国外交事务秘书一九九○年三月宣称,大不列颠的目标就是要以英语取代俄语,成为整个东欧的第二语言。事实上,随着东欧的剧变,英语学习者一下子猛增了三千万,至少需要十万英语教师。且不论意识形态上的是非曲折,单就 “经济” 而言,便不难想像,英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 政府是多么欢迎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正是凭借这种日益膨胀的学习市场, 英语教学 ( ELT ) 每年给英国带来高达七十亿英镑的收入。有经济学杂志干脆将 ELT称为 “billion - pound industry(十亿英镑产业)” 。
     全世界“人人学英语” 的热潮给英语国家带来的好处,事实上远不止于经济,甚至“惠及” 政治以及军事。在一个高层次的英语教学大会上, 曾有斯里兰卡的政府部长讲过这样一番话:“美国只要把用在星球大战计划上的钱拿出十分之一来, 就足以让全亚洲听命于其总统。英语教学是英语国家武器库中远比星球大战还要厉害得多的武器。”某英语语言学校校长更是直言不讳: “从前我们派往海外的常常是炮舰和外交家;今天送出去的则是英语教师。 ” 正所谓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帝国主义政策已经由 “大棒加胡萝卜” 发展到了其三部曲的最后一步— — — “观念(ideas)” 。
     商品是否畅销,首先取决于需要。但在可买可不买的情况下,也希望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往往就要借助于“今年二十,明年十八” 之类的诱惑了。把不懂英语与贫穷疾病相提并论,便堪称最佳广告。而要想实现全球性跨地区的大规模流行, 则更取决于能否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一九六三年,非洲共同体组织成立,其宪章中有一款明确规定,外国语言 (也即前殖民主义语言) 的官方地位只能是临时性的。该组织认为,教育中错误地强调欧洲价值观与欧洲语言是造成当前危机的主要原因。它为此而专门设立了一个语言局, 其任务就是支持及鼓励本土语言的使用。时任局长的Mateene便明确指出:“教育当局继续赋予英语一种特权, 其结果一方面是导致教育资源的大量浪费, 同时将许多人排除在有效地参预政府管理之外,而且更加妨碍了基础科学概念的普及。”一九八六年,该语言局被撤消。丹麦学者菲利普森分析: “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由于财力不支,但事实上,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忠实地执行了非统组织的宪章精神,大力提倡本土语言,故而成为一些政治领导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这些领导人的前途往往都与殖民语言的娴熟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具有悲剧意义的是,提倡本土语言,反而被认为是一种阴谋,即不想让本族人接触“先进文明” , 以便继续维持他们的低下地位。更有甚者, “低等民族” 为了表示自己智力并不低劣,竟然常常拿能够学会西方语言作为证明。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是绝不会放过宣传机会的。一八四七年殖民办事处的一份报告就声称:英语语法知识是 “开化殖民地有色人种的最重要的手段” 。英语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 “聪明学” ,英语学习由此充当了开发智力的职能。    贫穷落后,渴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当然需要掌握相应的语言。但也仅此而已。倘若学不致用,则不如不学,这样简单的道理却极少有人敢于坦陈直言。相反,对 “工具论” 则大加讨伐,把外语(实际上指的就是英语)提升到 “教养” 的高度,声称学外语(英语)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获得实用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 “与文明相配的人” 。这样的 “教育理论” 到底有何根据,我们只需问一句: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是否天生就“与文明相配” ?他们的智商是否天生就高人一等,无须开发?
    上世纪六 ○至七 ○年代掌管英国文化委员会 ELT事务的BernardLott 认为,英语根本用不着提倡。只要对外国政府说一声:“对不起,你们要一百个教师的要求不能满足,只能给你们两个。” 供不应求的得意神情,跃然纸上,充分证明了英语之 “热” 。然而,菲利普森却提醒人们注意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即这种 “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语) 核心国家一手策划、鼓吹出来的。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