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言测试反拨作用的视角看CET的相关内容
0.引言
Hughes认为教学与测试是“伙伴关系”(Partnership)。有教学就会有测试,测试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必要环节。另一方面,语言测试对教学和学习具有反拨作用,[1]这种作用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当一种测试能对教学与学习起推动作用时,那么,它的反拨作用是积极的;反之,则是消极的。严格地说,没有绝对起消极反拨作用的测试,也没有绝对起积极反拨作用的测试。可以说,测试对教学与学习所起推动作用的大小与其科学化程度成正比[2]。因此,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推进语言测试的改革,提高其科学化程度,发挥测试的积极反拨作用,使英语教学和学习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笔者从分析语言测试反拨作用开始,试图从语言测试反拨作用的视角来审视CET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并说明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大学英语考试的原因。
1. 语言测试的反拨作用
虽然不同类型的测试和测试的不同方面对教学与学习的影响可能存在程度的不同,但反拨作用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考试,也不论其规模大小、重要性大小,都会对现实教学和学习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有些语言测试专家[3]建议将对反拨作用的研究放在一个更为宽泛的理论框架内进行,即“后效研究”。所谓“后效”,是指参加测试或对测试结果的使用所产生的后续效果或作用,涉及微观(个人)和宏观(整个教育体系和社会)两个层面。受测试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个人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直接的是考生和教师。Bachman& Palmer认为对考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加考试的体验或备考的体验;二是对其考试成绩所提供的反馈;三是根据其考试成绩所做出的决定[3]。比如,就参加考试或备考而言,如果考试内容涉及考生所不具备的知识,那么就会对考生的知识学习产生影响。如果考试内容符合既定的人才培养目标所要求的知识结构,这种影响就会是有利的,否则就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妨碍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形成。
从小的方面讲,如果某个语言形式或用法是错误的,而在考试中却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就会对考生学习和使用该用法产生误导作用,反之亦然。对考生成绩所提供的反馈类型和性质也会对其产生直接的影响:即影响其对考试的态度,全面的、有意义的、相关的反馈会使考生对考试产生积极的认同感。例如除分数之外,还可以提供对分数的说明,对试题要求和考生成绩之间关系的分析等形式的反馈,这都有助于考生了解其考分的意义或自己的当前水平和能力,明确努力方向,制定科学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学习计划,进而促进后续的学习。
根据考试结果做出某种决定,如能否升级、毕业、获得学位等,对考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对考试结果的使用要遵循公平的原则,即考试结果与所做出的决定应是相关的,而且做出决定的标准和程序对于同一类人中的所有成员都应是相同的。除考生和教师之外,测试也会通过其体现的社会价值和目标对整个教育体系以及社会产生宏观的影响,尤其是由权威部门授权所推行的大规模考试,比如普通高校招生英语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等,这类考试涉及人数多、范围广,而且往往与评优、学位授予、深造等挂钩,而这又与学生未来就业、前途、地位紧密相关,因此其影响力日见其劲,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称其引起“全民关注”毫不为过。日前,包括考试改革在内的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引起官方和民间的广泛而热烈的讨沦,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其影响力可见一斑。考试本身的一点点变化(如题型的变化)都会牵动全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的相应变化或改革,如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选择、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
2. 大学英语考试改革历程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指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ollege EnglishTes,t简称CET)是由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持的全国性教学考试”。[4]显然, CET是一种课程学业考试(achievement test),就是完成一门课程的教学之后,检测学生掌握课程内容情况的考试。尽管它的主要功能是检测和评价学生是否达到课程所规定的全部学习目标。
但客观上不同时期的CET对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和学习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也一直存在着批评和赞成两种意见。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正是在这褒贬声中依据社会需要不断进行着改革和完善,不断推动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1999年以前的CET考试及对教学和学习的影响
1999年以前的CET的基础和依据是《大学英语教学大纲》(1985年版),该《大纲》突出阅读能力培养,兼顾听和译的能力,以及初步的写和说的能力,这反映了当时的国情。受时代制约,《大纲》制定表现出鲜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特色:强调语言结构学习,强调对语法结构和词汇用法的掌握程度。作为标准化考试的CET在内容和形式上忠实体现其精神,主要测试阅读能力和语法、词汇掌握情况,大量采用离散式试题,综合性题目较少,听力占比重小且形式单一,口语考试没有进行。可以说,作为这一时期的全国统一的CET拥有较高的信度(客观试题占85%,主观占15% ),但它却牺牲了对于语言测试更为重要的效度。因此,这一时期的大学英语考试反拨作用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它有利于促进《大纲》规定的教学目标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英语教学水平和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因为CET是对全国大学生英语水平进行鉴定和评价的唯一尺度(且不说它是否准确),学生CET成绩成了学校之间进行比较的标准,是社会和学校评判学生、教师的尺度。比如,很多学校将大学英语四、六级统考成绩与学位证书、毕业证书挂钩,与教师的评优评先挂钩,一些单位和企业将四、六级证书作为招聘大学生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压力或动力之下,与过去相比,教师、学生在英语上会付出更多的努力,毋庸置疑,他们的英语水平也会有很大的提高。1987年参加四级考试的学校为470所, 1988年6月为560所。86级学生的通过率是62. 6%, 85级是24. 2%, 90级的通过率达66%以上,重点院校达85%。大学英语四、六级的平均成绩逐年提高, 91级重点大学的通过率是85. 5%,比85级高出了近一倍[5]。其次,由于CET的导向作用,这一时期的大学英语教学和学习重点放在阅读、词汇和语法上,妨碍了学生听说交际能力的培养。如果说CET给中国大学英语教学和学习带来了最初的提高水平的动力的话,那么它却给大学英语教师和学生指了不正确的努力方向。
由于这一时期的CET大量采用选择性的离散式客观试题,大部分学生通过做类似模拟题就可以过关甚至可以考相当好的分数,这会误导学生认为大学英语学习就是记单词和做模拟题。这一时期,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在模拟题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很多教师用模拟题的训练和讲解替代正常的英语课堂教学,学生则成了选择“字母”的机器,完全忽略了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结果经过将近12年的英语学习,大多数人听不懂,说不出。”[5]可以说,对于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费时低效”及大学生的“哑巴英语”,这一时期的CET消极导向作用是难辞其咎的。
大学英语考试第一次改革及效果
随着国际交流与日俱增,无论是社会还是学生本人对听说等产出技能的需要越来越大。如杨惠中等在1998年对用人单位的调查发现,对应聘人员的英语能力要求按重要性排序:说占48. 6%,读4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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