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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译学研究的课题。与计较一字一词的得失相比，研究主体文化的规范如何制约和影响翻译政策和策略，似乎意义更加重大。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嫌不足，没有“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孔慧怡，1999：5-6）。例如，西方译界忌讳的将本族语翻译成外语的做法在中国却经久不衰，许多翻译名家也乐此不疲。这就是一个十分有趣和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些译作（中国学者翻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和种种古典名著）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如何？译者的翻译理念与中国文化身份的塑造有何关系？中国译者与西方译者在翻译观念、翻译标准、翻译方法上有何异同，有何侧重？这些问题实际上能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中西译论的差异。翻译活动的跨学科性不仅决定翻译研究模式的多样化，而且使翻译的目的、标准、观念、策略和手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圣经》向来被认为是“上帝的语言”，“亘古不变”。翻译《圣经》这样严肃的宗教作品，忠实一直被视为头等重要的标准。然而，英文《圣经》今天也有了数十个版本争奇斗艳，异彩纷呈：《钦定本》“最优美”（unrivaled Beauty），《新美国标准圣经》“最准确，最能传达神的意志”（accurae and revealing），《人民语言新约》“可读性特强”(unusual readability ), 《当代语言新约》“最明白晓畅”（clarity）（see New Testament: The Four Translation）。既然在传达“上帝的语言”的时候都必须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对象有所侧重，采用不同的翻译标准和手法，遑论其他！如此看来，目的论 (skopos theory)提出的翻译主张自有其合理的地方。除了文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之外，心理学、人类学、信息论，甚至自然科学的某些最新成果，如配价理论（valency theory）、熵（entropy）、模糊论（fuzzy set theory）、耗散结构、拓扑学（topology）等，也都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或分析原则。总之，翻译研究模式的多元化一方面要求对翻译的各个侧面和层次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发掘，另一方面又要求将翻译研究中语言、文学、文化、心理等等各个研究模式视为一个多维的构架整体，认真研究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方式与规律，研究这些相互作用对翻译个体（或群体）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从而指导翻译实践，预测翻译的发展。 3．研究方法的客观科学化科学理论或假说的验证，研究模式的应用和分析都必须借助于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科学研究方法是“科学群体共同遵守的原则、惯例和制度”，以此“评价知识”，发现和“鉴别真伪，鉴别优劣”。（严辰松，2000：14）。翻译不是神秘而无规律的“巫术”；翻译文本记录的是真实的语言交际事件，其中必然存在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观察和概括的规律和特征。但传统的研究方法“以思辨、内省、考据等方法居多”，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在概念层次上做抽象议论的多，少有从实践中得来的第一手数据，少有量化的分析；如有统计数据，也只限于描述统计，仅有简单的百分数等统计量，缺乏追根溯源、探究因果承袭的深入讨论（同上：前言）。更有甚者，有些理论“建立在一系列传统的、主观臆造的信念和假定之上，以一大堆无法从客观上验证、没有经验根据的概念和命题为基础”（同上：52）。在谈到方法论的时候，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出一系列既对立，又互为补充的描述方法：内部视角/外部视角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现象学的/客观主义的认知的/行为的贴近的体验/距离的体验设身处地/冷眼旁观（张德明，1998：65）左边一栏代表主观、个人、内心的体验与感受，右边一栏代表客观、普遍、外在描述与概括。以此来考察翻译研究的方法论，中国传统译论显然注重和擅长前者而忽视和疏于后者。新的研究范式必然要求我们重视客观描述，加强理论概括，并积极应用严密的逻辑、确凿的科学证据和科学严谨的概率统计法。首先，翻译研究的方法应从规约（prescriptive）转向描述研究（descriptive studies）。传统译论总是探讨“翻译应该如何，或者能够如何，探讨的都是一些理想的标准，没有认真分析和研究大多数译者究竟在干些什么，究竟如何在翻译，翻译的过程到底如何”（廖七一，2001：389）。而描述翻译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按照翻译活动和翻译在我们经验世界中表现出的状况描述翻译”（Shuttleworth and Cowic，1997：39）；图里认为，只有描述的方法才是“验证、反驳和修正”理论，检验理论假设的“连贯的方法论”（coherent methodology）（Toury，1995：1 and 11）。由于描述研究强调“可观察的方面”，并注重译文本身和译文产生的环境，因而也被看成是“经验性”和“重目标文本”的研究方法。赫曼斯（ The o Hermans）、马尔姆克亚（K.Malmkjaer）、图里、范德沃维拉（R.Vanderauwera）、贝克尔（M.Baker）等都应用描述方法对翻译规范（norms）和翻译普遍性（translation universals）进行过研究，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其次，细节和局部研究应与理论概括相结合。传统译学注重个人翻译经验和翻译细节，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个作品或某个译者的翻译活动，“很少从局部上升到全面，从个性上升到共性，很难通过对比、验证假设而上升为翻译理论”（廖七一，2001：389）。客观描述能使研究者摆脱个人信仰、爱好和偏见的限制，避免主观想象或局部的翻译经验的影响。所以，个案描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特定语言文化中翻译文本反映出的一般规律，发现“功能性的、社会历史基础”（functional, social-historical basis）（Baker，1993：240）。第三，理论假设和研究发现必须依靠科学的手段或方法进行验证。传统的研究忽视客观验证，或者说缺少有效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手段。西方翻译理论家对研究方法已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卡特福德将概率论引入等值关系的研究，提出“无条件概率等值关系的‘外推’就是翻译理论家要确定的翻译原则”（Catford, 1965:37）。有人应用出声思维（think-aloud protocols）或口头汇报法（verbal report procedures）让译者将翻译时思维活动的细节自由地说出来，并用音像手段进行记录。通过对记录的分析，收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思维过程的有关数据，如解决难题的策略，决策时采用的标准，以及有关翻译创造性的问题；以便制定、检验和完善有关翻译活动中“黑匣子”运作的假说（Baker，1998：266）。贝克尔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翻译英语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提出运用平行语料库（parallel corpus）、多语语料库（multilingual corpus）和可比语料库（comparable corpus）可以发现和确定用常规方法很难发现的语义特征，研究文本的风格、语言习惯，如语言的的冗余度、词汇共现（co-occurrence）、规范程度、连贯形式、句法模式，甚至标点符号的使用特征，并帮助我们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例如，将歌德的作品翻译成现代拉丁语时，如果： 1) 现代德语的句子平均长度为12个词， 2) 歌德创作中句子的平均长度为24个词， 3) 拉丁语文学作品句子的平均长度为24个词， 4) 将歌德的作品翻译成拉丁语后句子的平均长度应该为48个词。弗米尔（H.J.Vermeer）认为，只有这样译文才能反映歌德对正常德语文本规范的偏移以及偏移的程度（Baker, 1995:238）。更重要的是，利用语料库我们能快捷、可靠地发现和验证某些翻译规范和翻译普遍性，如简略化（simplification）、明朗化（explication）和规范化（conventionalization）。由于语料库研究方法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的定量型分析，是自下而上、从具体数据推导出理论结论，可以重复验证，因而客观有效，从而大大克服了译学研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成为定性型分析的重要补充。四、结语译学研究的发展是怀疑、批判和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