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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翻译活动中，翻译目的直接影响着译者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出于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改革社会思想的目的译介外国作品，特别重视其中的思想性。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出发点，他们的翻译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也加快了中国现代化和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这里必然涉及到“为什么翻译”的根本问题。对于具有历史使命感的翻译家来说，只有明确了“为什么翻译”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解决“翻译什么”的选择，而这两个问题一旦找到明确的答案，如何翻译的问题便能在原则上得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的翻译动机对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译，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进行翻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1］　　中国近代翻译史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这一时期开始了有目的、有系统地向国内译介各种外国作品。将翻译置于文化的背景上考虑，我们往往可以看到翻译活动（包括翻译论述）带有功利的色彩，受到时代亦即当时民族文化的制约。翻译事业发达与否，也与翻译的目的、社会反响，即文化上是否有此需要关系极大。［2］7 一、理论探讨　　（一）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　　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一些翻译学者提出来的，开辟了在新的跨文化背景下翻译研究的新视野。1971年，凯瑟林娜•莱斯(Katharina Reiss)在《翻译批评的可能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她仍然坚持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理论，并指出理想的译文应该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对等。此后，她的学生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摆脱了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ie)。他认为，翻译活动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人类行为活动，而且是有目的性的。　　较之以前的等值翻译理论，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法。弗米尔认为，决定翻译过程的首要因素是翻译目的。目的决定了译者必须清醒认识并选择某一翻译策略。　　根据弗米尔的分析，翻译可能有三种目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基本目的；目标语环境中译文的交际目的；以及使用特定的翻译策略或翻译程序的目的。但在一般情况下，目的主要指译文的交际目的。目的论共有三个法则：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在1997年出版的《目的性行为》（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一书中全面系统地整理归纳了功能派的各种学术思想。之前有一些学者指出“目的论”低估了原文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并给译者太多的自由。针对这些不足，诺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诚”(function plus loyalty)原则。忠诚是指译者在翻译互动行为中对参与各方所应负的责任，忠诚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范畴。译者有协调原作者、发起人与译语读者关系的责任。作为对目的论的补充，功能加忠诚法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行为中对翻译过程中的各方参与者负责，竭力协调好各方关系。　　“目的论”把翻译从原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译入语的新视角来诠释翻译活动，为翻译理论界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目的论对翻译采取的是前瞻的态度，这样的译文在完成译语情景中交际功能的同时，又符合各参与方的意愿。忠诚原则使得功能翻译理论更趋完善。　　（二）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　　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是翻译的两个基本策略。根据德国神学家兼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讲演《论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美国翻译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最先在翻译研究领域提出这两个翻译术语。他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认为，归化翻译策略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原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著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翻译策略则是“背离民族的压力，接受原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原语文化”。因此，异化具有原语文化取向(source-language-culture oriented)，而归化则具有译语文化取向(target-language-culture oriented)。　二、严复、林纾的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原因　　（一）严复、林纾简介　　严复（1854－1921年）和林纾（1852－1924年）都生活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当时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加深。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富国强兵，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梦想被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粉碎，此后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国内外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劣。　　清政府的大门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如“居火屋之中，坐漏水之船”（梁启超语），积极寻求保种保国的道路。严复深感国势危急，大声疾呼，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3］他思考西方列强富强、中国贫弱之原因，清醒地认识到根本原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度，他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身上。要想从危亡中挽救国家、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启发民智，让封建士大夫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学术思想。于是，他决定利用自己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的优势，翻译西书，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介绍给中国各阶层。他的这一决定正好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对翻译的特殊需要。［4］　　林纾是近代中国难得的一位翻译家、古文家和爱国者。林纾自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200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5］国难当头，林纾希望通过自己的译作警醒国民，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以达到救国保种的目的，这也是林纾翻译外国小说的主要目的。他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1907）中把翻译当作自己救国保种的“实业”。［6］　　（二）严复的译作与翻译策略　　严复选择的翻译文本是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包括法律、政治、经济、逻辑学、伦理学和哲学等众多方面。翻译动机是改变国人陈旧的观念，开启民智。严复译介的“八大名著”分别是《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群学肆言》(Study of Sociology)、《社会通诠》(History of Politics)、《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名学浅说》( Primer of Logic)、《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和《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　　他看到洋务运动单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器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的根本出路在于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毛丹先生曾说：“严复选择、译介各部书的具体用意互不相同，但总体都服从于救亡图存，发启蒙思想的大目标。”社会学家费孝通也说：“严复翻译这套书，看来也是有选择的”，“鼓励了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发扬民族意识，探索强国之道，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