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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国内翻译学科建设难有作为。这种状况有几个因素影响：(1)翻译学构架厘定不清；(2)理论研究失衡；(3)学者译家声名难以认同；(4)人才培养难以适应形势。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较好对待，翻译学科建设便很难有所突破。今日之中国，译事可谓空前繁荣，几近“泛滥”之势，毁誉褒贬，莫衷一是。而关乎翻译学科存在与否的辩论，也是不绝于耳。近二十年来，专家学者就翻译学的建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激烈交锋，各执一词，其撞击的思想发人深省。经过数次探讨，译界的专家学者尤其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多数同意呼吁当局承认翻译学科的学术地位。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从语言学、心理学、文体学、修辞学、哲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自 1988 年黄龙的《翻译学》问世以来，国内就出版了 40 多种研究翻译理论的著作（包括翻译史、译论史及有影响的论文集）以及更多冠之以翻译教程的书籍（杨自俭，2002：6）。尽管如此，翻译学科至今仍未获得适当的学术地位，社会对翻译专业及从业人员不够重视。面对当前翻译学科难有作为、境遇窘迫、面临阵痛的现状，大凡关心翻译学科建设的人无不为之担忧。本文拟从翻译学的厘定、翻译理论的研究、译者的水准与声名以及人才的培养等几个问题来探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概括而言，当前国内翻译学科存在如下问题：一、翻译学科厘定不清每门学科的建立，首先要厘定自身的目标与范围。总的说来，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性的人文科学（杨自俭，2002：11）。就学科体系而论，存在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和建立以西方理论框架为基础的翻译学科两种争论。对于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只是作为普遍性学科而言，无须贴上中国还是西方的标签。诚然，翻译学既不是理论方面也不是普遍规律方面的封闭的科学，而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的科学”（Wolfram Wilss，2001：13）。在翻译学的学科架构中，我国学者谭载喜、隄金、杨自俭、刘宓庆、范守义等人各自提出了翻译学的范围与分野。参照西方学者如霍姆斯的译学构想，这些学者的构架缺少“描写翻译研究”，这就使得我国翻译研究视野狭窄，表现在“只研究文本而不重视研究翻译的目的、用途以及译语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其它社会因素”，在“应用翻译研究方面，焦点一直放在制订单一的、万能的、永恒的标准”（张南峰，1998）。描写翻译研究的缺失以及其它方面的失误，使得我国的翻译研究难以推进，学科建设自然停滞不前。翻译学是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凡是翻译中出现的问题都可纳入研究。建立翻译学必须做些“扎实的工作”，包括“编写全面、系统阐述翻译学的纲领性著作”，“鼓励产生并完善各种翻译理论，如翻译的??理论等等”（谭载喜，1988）。然而，翻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尽管会借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翻译学能把众多学科囊括在内。从世界范围的研究趋势来看，翻译研究受制于人文思潮的传播与嫁接。国内的一些学者以跨学科建构译学框架为目的，把其它学科装入他们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说是多元的表现，然而未免牵强。这些理论分支缺少联系，难以沟通，给人“其它学科从属于翻译学”之嫌。（二）纯理论崇拜过热目前的翻译界，纯理论的研究似乎已成气候。陆谷孙教授曾就此现象撰文称：在国内英语界的一些人之间，近年来呈现越来越狂热的理论崇拜倾向，文章越写越艰涩，术语泛滥之余，数学公式和物理图表（例如，语言力如何在语言场中作用！）之类的学术泡沫，把原本简明不过的常识弄成云里雾里，读者难以洞视其中。而毛荣贵教授也就这种现象说出自鑞己的看法，认为“这种纯理论是一支‘好箭’，可惜是银样枪头！”（毛荣贵，2002：5）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拔高纯理论研究的现象呢？这主要是目前中国翻译界有种倾向认为：国内翻译学科地位低下是因为翻译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多数学者认为只要加强了纯理论（所谓基础理论）的研究，便会从根本上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摆脱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阴影。这种“指引式的言论经常出现于各种翻译学报，但实际上投入时间与精力去做基础性研究的人却非常少，真正接触原始史料并进行理性分析的更是罕见”（孔慧怡，2000：8）。翻译研究当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任意拔高纯理论研究的地位，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翻译学科的地位，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翻译研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主要还是要扎根于本土的实践。正是缺乏对国内带有根本性的本土研究，使得翻译学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再者，翻译研究并不只是纯理论的研究，还包括应用翻译理论的研究。（三）学者译家水准问题层出，声名卓著者稀缺学风译德是人们关注学者、译家及翻译学科的重要维度，也是关乎学科建设的无形力量。当前，这方面的问题可谓很多，繁荣背后隐藏着双重危机。一者见利忘义的浊流冲击翻译市场，二者不少译者不能严肃对待翻译事业。翻译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算少，察其荦荦大端者，“编译外文著述观点冒充自己的观点者有之，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者有之，胸怀不够豁达宽容者有之”（杨自俭，2002：20）。尤为突出的是少数学者抢占山头，各自为政，造成研究术语混乱。术语体系是一门成熟学科的重要参数。一门学问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必须有一整套术语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定理的基本概念。六十年代以来，各种思潮、文论拓宽了翻译研究视角。国内学者在引进这些术语时，根据各自的见解，纷纷译出各种名称，使得翻译研究术语杂、乱、玄。这种局面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还有待于学术的规范。翻译学科地位有待提升是大家的期望。人文科学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不是按其科学性、学术性而定的，很多学科证明了这一点。就拿语言学来说，在索绪尔确立现代语言学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语言学还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经过雅各布逊、乔姆斯基等人的努力，语言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西方学界显赫一时的学科。这之后，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也加入语言学研究者的行列。再以国内民俗学为例，如果没有钟敬文先生顽强地在这个领域里耕耘，民俗学就不会获得这般重视。很显然，没有声名卓著的学者，没有大师级人物，要想获得重视，谈何容易！人文学科尤其如此。国内理论界，专著越出越多，大部头翻译作品也层出不穷，然而较之人才辈出、星光灿烂的年代，现在的译界黯然失色。如此现状，岂能走向主流，遑论获得认同？（四）人才培养急待提升翻译研究说到底还是研究队伍来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教育体制的束缚，当前的翻译研究队伍不尽如人意，知识面狭窄以及理论素养欠缺制约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学科设置来看，大多是将翻译的教学置于外语系，很少开设专门的翻译系来培养专门的人才。近两年来，局面稍有改善，部分外语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立翻译院系。由于受到教育观念、人才观念、培养规格以及教育体制与管理的影响，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翻译学科总的专业水准有待提高。可以说，人才培养问题与总的专业水准都与翻译学科地位关系密切。社会的需要是学科规划的主导力量，如果这个学科没有培养能够胜任工作，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这个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当前翻译学科难有作为是个不争的事实，任何关心它的走向的人都会感到有责任改变这种遭遇阵痛的困局。翻译学科如何走出困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尝试。第一，完善翻译学科构架。首先要突破观念，译学构架并无中西体系之分，任何可取之处皆可为我所用，尤其要重视描写翻译研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西方的理论来解决本土的问题，毕竟中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的传统发展除了关键性的危机时期之外，一向强调内部协调、不假外求。（孔慧怡，1999：7）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从边缘走向中心，翻译研究必须立足本土，借鉴外来思想，建构理论。至于翻译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可以将翻译学视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但无需将其它学科囊括其中，而要厘定学科分支间的联系。第二，分清缓急，合理分配纯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的资源。翻译理论可以分为纯理论与应用理论。纯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基础知识，既包括有实用价值，也包括无实用价值的知识。应用理论的目标在于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践问题，尤其要关注文学翻译以外的文体的翻译问题。翻译理论的多寡并不说明地位何其高也，翻译学的研究终究主要是面对实践的，基于翻译语料库的研究代表了新的方法。而且在当今翻译学科受挫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应用理论研究，才能获得充足的发展资源，才能为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