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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
equivalence在自然科学中译为“等值”是指“量值”或“效应”大小方面的“等”。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类”，“代”而已。西方人把它应用到翻译中，传入我国后不知怎么地译为·“等值”。于是就有人便在“等值”上做文章。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别尤为显著。为此，在翻译中就存在“不可译”的现象，这其中何曾有那么多的“等值”可言？况且，至今为止，在人文科学中尚无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因此，严格来说，翻译中是无“值”可“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偏低层次的翻译”和“偏高层次的翻译”，只不过是“直译”与“意译”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无“先进”，“落后”之分。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对翻译学进行探讨，我们就无需对西方的翻译理论顶礼膜拜了。
　　改革开放以来，“和世界……接轨”已渐渐成为一个很时麾的“名”词儿。近来我们的译坛上也时而见到这一提法。我们尚不明白“接轨”二字的更多含义，但仔细一琢磨便感到，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中不可能有某个国家，或某些民族先走上“正轨”，而其他国家或民族随后均应顺此轨道发展。翻译研究中，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由某个民族的学者从他们的翻译实践中概括出全世界普遍适用的规律来。只有懂得东西方语言，具有东西方语言（譬如，汉外语言）或世界各种语对译丰富经验的人，才有资格讨论翻译中真正、普通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今不可能有，也更不能由只懂得西方语言的人来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或民族应该按其自己语言的特点，建立与发展其自身的翻译理论。世界的文化不是朝一元化的方向，而是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的。我国的翻译理论要走向世界，但这不应牺牲自身的特点，用西方的概念套我们的翻译实践而造出｀｀理论”，而是要按我们的翻译实践提出我们民族的东西口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就越具有世界性。
　　在探索我国的翻译学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看待我国自成体系传统的翻译理论。罗新漳先生在这方面已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但这方面研究的成果毕竟还不多。要是说我们对国外的翻译理论了解、研究得不够，那可以说我们对本国的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显得不足，因应该把我们当前研究中感到不足之处都归咎于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摒弃前人的翻译理论，将之批驳得体无完肤并不有助于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工作顺利向前发展。当然，不能说我们传统的翻译理论是十全十美了，我们可以死抱着‘｀信达雅’’不放，或是说唯有‘｀信达雅”好。从现代的眼光看，我国传统的理论体系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毕竟反映了我国翻译研究的历史过程，我们仔细研究国外翻译理论就不难发现，尽管各国都是在其社会、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自有的翻译理论，但其发展过程与我国的翻译理论发展过程大致相同。因此，我们不必过多地指责古人的译论。我们不能拿今天标准去衡量过去的一切。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我们的传统翻译理论，就会使我们的研究不至于出现“全盘西化”或“中国文化本位”的倾向。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不能把传统的翻译理论仅仅看成是一种“包袱”，是一种，｀障碍”，同时还应该把它看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一千多年来所形成的我国译论能流传至今，就在于它符合我们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我国的翻译实践。它是顺应我国传统翻译理论发展的规律，只要认真研究我国的各家译论，就也不难发现，构成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体系中的各家论述都是以我国的文化为背景，以前人的理论为依托，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吸收国外的翻译理论而创立的。严复的‘｀信达雅”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今天，我们在进行翻译研究中就应该从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以此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吸收当代国外翻译理论以及国内外其他有关学科的最新成果。这种吸收不只是牵强附会地把古人的翻译见解或主张与西方人的某些说法放在一起，一比高低优劣。吸收仍要以我们原有理论体系为基础，考虑到我们与西方人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语言结构等多方面的差异，实事求是地吸吮有益于我们的养分，取各家学说之长，补我们研究之短，以此建立我国现代的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