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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古代军事著作，寥寥七千余字，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军事思想，对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其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20余种文字，单就英译本而言，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自1905年卡斯罗普上尉的第一个日文转译本开始，到2009年止，译本已超过40余部。如此众多的复译本，折射出翻译活动的复杂性。鉴于每个译者对文本的解读都是历史性的，各译本都有其自身的特色，因此笔者认为译者主体性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彰显应该是译本多样性最合理的答案。

二、译者是翻译主体

主体性是指“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的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王玉樑，1995）。主体性包括目的性、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等，简言之，主观能动性（查明建&田雨，2003）。翻译界长期探讨的关于谁是翻译主体，一直存有争议。许钧（2003）总结了四种认识：“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是翻译主体。”笔者趋向于赞同第一种观点，本文有关译者主体性的观点是以“译者是翻译主体”为基础进行探讨的。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就是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对翻译文本自觉能动的解读、重构、改写以及操纵的表现。具体涵盖了译者基于何种目的或者主客观因素下的翻译客体的选取，翻译客体不同底本的选择，翻译前对目的读者群接受程度的判定，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文本内容及精神内涵的理解感悟，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在语言合成阶段有机结合翻译目的在语言形式层面下所作的取舍。一语言之，就是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在平衡各种相关因素后作出的最优化选择。传统译论以“原著中心论（SLT-oriented）”、“作者中心论(author-oriented)”为核心，着力探讨语言层面的问题，要求译者恪守“隐形人”规则，忠实传达原著的所有信息，反对提倡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忽视甚至无视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致使译者处于尴尬的边缘化地位，被冠以“叛逆者”（意大利谚语：译者就是叛逆者）、“镣铐舞者”（Tytler语）、“一仆二主”（杨绛语）和“媒妁”（郭沫若语）等称号，不一而足。然而译者作为原文和译文的枢纽及翻译活动的策动者，囿于其自身的文化结构，双语文化能力、审美情趣、社会历史条件、可获取的参考文献的多寡优劣等因素，在翻译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体现其主体性，《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多样性就是一个绝好例证。

三、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1.底本选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对原文版本的选择。近来不少讨论《孙子兵法》英译本的文章似乎不甚在意译者对底本所做的选择，笔者认为此种作为值得商榷。对底本的选择是译者主体性彰显的发轫。要准确地说出译者在翻译时究竟哪部分参照哪种底本似乎不太可能考证出处，也无此必要，底本问题只有在牵涉到译者的选择时才有意义，否则其探讨的就不是翻译研究，而纯粹属于古典文学的版本校勘了。翟林奈在翻译的底本选择上体现出其明智之处。在其译本的导论部分写到他所使用的底本是1877年重刊的孙星衍（1752-1818）校《孙子十家注》，这个版本的《孙子兵法》辑录于精装83册《二十三子》中（a well-printed set of 23early philosophical works），全6册（Giles,2008:l）。该本仔细比较传世的版本，保留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成功修复大量的可疑章节，总体上说与《孙子》的原本应该是最接近的，此本后来被认为是《孙子兵法》的标准文本（ibid.,l）。翟林奈在英译和注释的过程中，还对《孙子》原文提出很多文本校勘意见，共有28条（王铭，2005：35-36）。闵福德底本选择在译本的注释部分也有记载，总体上他所采用的是广为流传的《十一家注孙子》，然而有时他也采信其他学者所作的校订，或参阅银雀山汉简的内容（Minford,2002:xxxii）。他也参考翟林奈的译文（有时稍作修改）（ibid.,2002:xxxviii），其他参考的译本还包括安乐哲（Roger Ames）的译本，格里菲思准将(Brigadier General Samuel Griffith)的译本及Jean Lévi的译本(ibid.,2002:xxxix)。《红楼梦》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的译者霍克斯也曾说过：“译者处理文本的方式大概有两种。他或者选择他相信是最好的版本，然后一以贯之，或者他可以做一个他自己的折中的选择，从一个本子跳到另一个本子，挑选出他认为能够组成最好的故事的那些部分。我想第一种方法是更学术化的方式；第二种则是我翻译《红楼梦》的时候一开始就采用的方法”（Hawkes,1989:159）。看来闵福德在翻译《孙子兵法》时也遵循了20多年前自己与岳父合译《红楼梦》的经验。兹引一例：原文：“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计篇）翟译本:Earth comprises distances,great and small;danger and security;open ground and narrowpasses;the chances of life and death.(Giles,2008:2)闵译本:Earth isHeight and depth,Distance and proximity,Ease and danger,Open and confined ground,Life and death.(Minford,2002:4)从上述两例译文可以看出，翟林奈所采用的译本中没有“高下”二字，因而译文中没有此项相对应的义项，而闵福德参阅银雀山的汉简，因此，他的译文多了这个义项（Heightand depth）。可见，底本的选择一方面是译者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受既定社会历史条件约束。翟译本产生于1910年，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他所采用的底本是当时一个相当具有权威性的版本，时至今日，仍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1972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的文献，结束了几千年来关于《孙子兵法》著作权的争论，也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一手研究材料。闵福德对底本的选择不仅体现出他认真细致的学术态度，也反映了他敏锐的眼光。

2.体例编排体例的编排体现了译者宏观上对译本的把握。翟林奈译本的内容包括：前言、序言、导论、13篇英译文及相应中文文本，及相关注家的评论注释。闵福德译本的内容包括：导论、文本注释、拓展阅读建议、中国注家列表、年代表、朝代表、重要历史事件、13篇英译文及相关注家的评论注释。翟林奈把《孙子兵法》原文用阿拉伯数字编号排序。分段基本上遵从孙星衍校本，他还借鉴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翻译《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汉英对照的文本印刷版式，把原文（繁体中文）和译文放在同一页上，以便中英文查对。译文加注的地方也按篇以阿拉伯数字排序，单独作为一部分，紧随译文之后。如“行篇第四”中某句的基本形式：翟译本:10.故舉秋毫不為多力……10.

To lift an autumn hair is no sign of greatstrength;[12]……(Giles,2008:15)12.秋毫is explained as the fur of a hare,which is finest in autumn,when it begins to growafresh.The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