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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简述专有名词的可译性及其翻译方法》的英语翻译论文精改：专有名词，简称专名，与普通名词相对，指的是单独事物专用的名称，与具体对象直接关联，具有唯一对应性，专有名词的译法长期不能统一是我国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必须认真加以解决。本文将从了解专名的意义，即专名的可译性入手，对专名的翻译进行了分类探讨，试图提出专名翻译的一般原则，并针对不同类别的专有名词提出相应的处理方法。

［关键词］专有名词；可译性；翻译

专有名词简称专名，它的翻译是一项重要而又棘手的工作，目前，国内对于专名翻译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人、地名的翻译上，或是从特定的文本里选取一些专有名词进行讨论，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专有名词不仅包括包括人名、地名，还包括机构、报纸、杂志、政党、作品名等等，而后者的处理显然比前者要复杂得多。本文将从专有名词的意义出发，对专有名词的翻译进行分类探讨，旨在提出专名翻译的一般策略。

一、专名的可译性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认为，翻译即翻译意义，所以要翻译好专有名词，首先要清楚专有名词的意义。关于专有名词的意义，一直都有争议，主要分为以弗罗格和罗素为代表的描述论派和以克里普克为代表的因果论派。前者认为，专名只有外延没有内涵，专名的主要功能是命名，而没有指出或描述对象的某些属性，其与其命名的对象是纯粹的指示关系，不能提供关于该对象的任何知识；而后者则认为，专名既有指称又有涵义，和通名一样属于内涵词项，专有名词的涵义是由于其由同一指称限定摹状词来提供的，此组摹状词为专名提供了涵义并决定其指称，一个对象要成为专名的负载者，虽然不必满足于该专名相联系的所有摹状词，但至少必须满足其中足够大的部分。而以克里普克为代表的因果论者则认为，专名不过是用来标示对象的，它对自己所标示的人或物并不进行描述，因而专名本身没有涵义。我们能用专名来进行指称，即使我们不具有专名指称物的任何知识。也就是说，我们能成功地使用专名来支撑对象，是因为我们与专名指称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然而，以上几种关于专名意义的说法都有其不足之处，未能圆满地解决专名意义的问题，描述论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那些借助了摹状词进行命名的专名上面，而忽视了像人名这样提供较少信息的专名，比方说，马克思会让我们联想到《资本论》的作者、伟大的思想家，这些是描述论者们所谓的必须满足的关于该专名的摹状词，然而，马克思自从被父母命名为马克思那一刻起，就是该专名的负载者，不管他是否写过《资本论》或是否是伟大的思想家。而因果论者的局限在于把研究专名限制在研究人名上，从而低估了非本质属性在确定指称中的作用，比方说，德国足球甲级联赛是一个专有名词，其显示的涵义至少有德国、足球、甲级和联赛，该指称对象被命名时，至少是受了这些属性的影响的。事实上，专名的意义和命名方式都是极其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首先，专名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专名的内涵意义比较明显，比如说作品名、机构名、科学名词（以科学家命名的除外）等，而有些专名，如地名、人名等则揭露较少的内涵意义。比方说，作品名《故都的秋》比人名王晓提供的信息明显要多。其次，对专名的命名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在给对象命名的时候，既不像因果论所认为的那样毫不考虑被命名者的特点，也不像有些描述论者所坚持的每个专名都像通名那样描述对象的特征。就人名而言，一般来说是和所指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然而那些绰号、别名之类就不同了，比方说，我们叫某人芦柴棒，是因为他实在是瘦得吓人，跟一根芦柴棒没有什么分别。再比如说，人们根据孩子五行所缺为孩子起名，如一个五行缺木的孩子被叫做木林森等等。这样一来，名字里面就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情感意义。正是由于这种意义和命名方式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不可能有一种理论能够彻底解决专名的问题。阮松认为，专名的意义不是名称和名称指称物之间的直线型关系，而是名称、名称指称物以及名称使用者之间的三角关系，意义存在于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人使用专名的具体过程中。他认为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专名指称什么依赖于使用者用他去指称什么，这就是专名使用者对专名的意向性指称，这种意向性指称在专名不显示明显的语义内容的情况下，显得尤其重要。

二、专名的翻译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专名的种类多种多样，不同的专有名词包含的涵义多少不同，所以要分别处理：
（一）地名和人名的翻译人名和地名属于内涵意义相对较少的专有名词，只是和所指称的对象唯一对应的一个符号，其作用只是指称而已。而译者，作为这些符号的使用者，面临的工作就是如何把这个符号传递给译入语读者，然而，由于专名和指称对象之间的唯一对应性，在译入语文化中并不能找到指称对象的对等物，译者能为译入语读者建立一个这样的符号。这样一来，译者就拥有了更大的自由性，也造成了译者在处理这些专名的时候的随意性。比方说，Matteo Ricci是明万历年间旅居中国的一位意大利籍的耶稣会传教士和学者，对于中国人来说，https://www.51lunwen.org/translation/ Matteo Ricci没有任何的意义可言，不能提供任何的信息，所以在翻译时译成了利玛窦，对于中国人来说，利玛窦一名起到的作用就是指称这个意大利籍的学者；再比方说，Ferdinand Verbiest是清初来华传教的比利时人，在天文地理等方面有突出贡献，其中文译名为南怀仁，这样的处理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近代同样的例子还有用彭定康来指代末代港督Chris Patten，用马卓安来指代英前首相John Major等。这样的处理，与其说是翻译，还不如说是用汉语对这些人进行了重命名。这样的处理，给译入语的读者提供了便利，更容易记住并使用这些名称，然而正是这些译者如此尽心尽力地考虑到读者，其结果是给回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要把利玛窦等翻译成英文，估计很少有人能准确找到他们本来的名称，甚至可能会把他们当作是中国人而用拼音拼写入英文，对于信息的检索更是造成了困难。而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国际上有了单一罗马化拼写的规定，而世界上语言之间在处理人、地名上也日益形成了两种趋势：（1）书写形态的直接借用（相同文字拼写的语言之间，如英法之间、中日之间），比如说，用英语翻译法语的专有名词，由于两国都是使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所以只照录原文，而不根据读音重行拼过;在诵读时，也是根据英语习惯读，把诸如Louis,Paris等词的‘`s"都读出来，而法语则不读出的。英语译其他用拉丁字母拼音文字的专有名词也是根据这个原则:意大利的Naples读成耐波斯，而不读成耐波里;德国的哲学家Kant，有人读康特，有人读坎特，但都一律写成Kant而不写成Kount或Kent。这个传统做法，只要书籍没有用录音带代替之前，是不会改变的。汉语和日语，由于也有一种同文关系，在译人、地名时，也是照录原文，如夏目獭石、田中角荣、大坂、箱根，读起来也是按照汉语读音读，至于它们的日语读音，除非在必要时，一般人是不考虑的。（2）规范化的语音借用（不同文字拼写系统之间，如日英之间），日本根据日语假名的读音制定了相应的罗马字拼写，其中黑本式（Hepburn）可以帮助日英之间很好地转换，比方说，日本姓氏山下，其假名的书写为やました，其中や，ま，し和た在黑本式罗马拼写体系中分别对应ya,ma,shi,ta,所以其英文译本即为yamashita,田中角荣的英译名也是根据这一原则，成了Kakuei Tanaka。同样，当英语人、地名进入日语时，也适用语音借用的方法，不过为了显示其外来性质，书写时用的是片假名，比方说，美国America译入日语时为アメリカ，其中ア，メ，リ和カ分别代表了A,me,ri和ca的读音。再拿汉语和罗马文字之间的互译来说，由于汉语和罗马字拼写系统为书同文，所以在把这些语言翻译成汉语时，要使用语音借用，按照源语的读音用汉语重新拼过，比方说，把Washington译成华盛顿，把Smith译成史密斯，而Hugo则根据其发育读音译为雨果等等。至于汉语外译，由于汉语还有一套标准的拼音作为汉字的辅助，而拼音又与罗马文字体系的语言为书同文，所以可以采取第一种方法，即书写形态的直接借用，比方说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