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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翻译观要求原文与译文在内容,风格以及形式上一一对等,忽视了译者在解读原作过程中的能动参与作用。而接受美学的翻译观则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是原文读者,然后才是译者,译者对原文的期待视野影响着译文的生成,不同的译者因期待视野的差异会生成不同的译文。本文拟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探讨诗歌翻译中一诗多译的现象。

关键词:接受美学读者期待视野译者

鲁迅曾说:看人生是因为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是因为读者而不同。尽管我们可能都读过《荒原》,但我们阅读的不可能是同一首诗。这是因为我们在读诗的同时,都在用我们各自不同的审美理想和欣赏习惯阅读我们自己创造的那首诗。文学作品没有客观的永恒不变的涵义或意义,同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同读者的理解和解释中,往往表现出多样的审美价值。接受美学突破了传统的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肯定读者在文艺实践中的中心地位和能动作用,认为文本意义的最终实现,依赖于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和接受。[1]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着将接受美学应用于翻译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传统翻译观要求原文与译文在内容,风格以及形式上一一对等,忽视了译者在解读原作过程中的能动参与作用。而接受美学的翻译观则认为:我们所翻译的源语文本事实上是译者在与原文交流对话过程中自身头脑里所产生的一个近似原文的虚拟文本。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是原文读者,然后才是译者。在对原文的阐释理解过程中,译者必然会受到自身审美理想以及本民族历史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渗入某些自发的抑或潜意识的主观因素,对未定性的原文文本加以具体化,然后再将这一具体化了的原文文本见诸于自己的译文。诗歌翻译也是同样的道理,不同的译者在解读同一首诗时,不免要受各自文化素养、个性气质、审美标准及生活经验的影响,因而便产生出不同的译本。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翻译中一诗多译的现象。

一、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Reception)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联邦德国,其主要理论代表是姚斯(Jauss)和伊瑟尔(Iser)。接受美学是西方目前流行的一种文学理论,是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为理论基石,以读者的接受反映为轴心的理论体系。它对文本与作为接受者的读者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它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孤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象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 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得以存在”。[2]接受美学的精髓就是认为文学作品具有未定和具体化的特性,而使文本得到确定和具体化的过程的主体便是读者。[3]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前,都处在一种先在理解和先在知识的状态,即读者原先的多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结合而成的一种对文学作品的潜在的审美期待,这就是接受理论所说的文学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expectation)。[4]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时,都会唤起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又带着这种期待进入阅读过程,以在阅读中改变、修正或者实现这种期待。文学作品诞生之后,留下了许多空白处以及想象的空间,填补这些空白的任务自然地留给了读者。而不同的读者因期待视野的差异又将这些空白赋予不同的具体化。在翻译过程中,作为原作读者的译者,首先要对原文进行解读,在解读的过程中自然融入自己的期待视野,进而将其体现在译文中,不同译者因各自期待视野的差异便产生了不同的译文。

二、读者反映与诗歌翻译

诗歌是文学文本中的一种特殊样式,是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一种文体。诗歌的语言形象生动,言简意赅而又含义隽永,它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的语言,其句法往往打破常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与节奏都是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在有限的篇幅中包孕深广的生活内容和异常丰富的内涵,从而收到以少胜多,以约博总,寓万里于尺幅的艺术效果。诗歌语言所表现的是一种虚构的语境,其中需要读者填补的空白更多。在诗词鉴赏中,读者根据自身的理解进行再造想象,可以补充诗人有意留下的空白,还原诗歌的场景,获得更高的审美享受。贾岛的《访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明明是三番问答,至少要六句才能完成对话,作者采用答话包孕问话的方法,精简为二十个字。这就如电影里蒙太奇手法,一个意象接一个意象,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镜头之间留下大量的空白,让我们的读者根据生活的逻辑、经验的积累、自身的修养去补充完善。所以不同读者对同一首诗的理解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读者对同一首诗在不同的时刻也会有不同的解读,这样就给诗歌翻译增加了难度。诗歌的特殊性决定了诗歌翻译的特殊性。诗歌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诗歌译者采用的文学艺术手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是原作艺术美的欣赏和接受者,同时又是它的表现者。从欣赏到表现,有一个重要环节,即译者的审美再创造,或者叫心灵的再创造,情感形式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的关键是要抓住蕴含在原作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此基础上选用最佳的词句结构和表现手法,用精美的语言将其再现出来。因此,译者的文化素养、生活经验以及审美习惯都会影响译文的生成,下面笔者将从这些方面分别来探讨诗歌翻译中的一诗多译现象。

三、译例分析

(一)译者的文化素养及文化意识对译作的影响

诗歌是历史文化中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中西诗歌的文化差异往往体现不同甚至对峙的深层内涵,从而使诗歌翻译难上加难。作为诗歌译者,必须了解两种文化,深刻理解其中的差异。然而,不同译者因其文化素养与文化意识的差异,往往在翻译中对同一文化意象进行不同的解读,这样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译文。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诗《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诗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烟花”一词,就有多种翻译:Ezra pound和The White Pony分别译为the smoke flowers和the smoking flow-ers,而许渊冲则译为in spring green with willows and red with flowers。“烟花三月下扬州”中的“三月”是送别的时令,正是春光明媚,百花争艳的季节,而此时的柳枝正吐新芽,而据科学研究发现,柳叶在光合作用中,能释放出一种气体,在空气中形成缥缈的雾气,如同烟雾,所以经常说“烟柳”。诗人用“烟花”修饰“三月”,不仅传神地描绘出烟雾迷蒙、繁花似锦的阳春特色,也使人联想到处在开元盛世的扬州,那花团锦簇、绣户珠帘、繁荣太平的景象。“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清丽明快的诗句,正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愉快与向往。三种译文中对“烟花”一词的理解有所不同,前两者为外国人,其译文是原文字面意思的机械直译,没有传达出“阳春三月”的信息,甚至可能会引起费解:smoke flowers究竟为何物?而许渊冲则对原文的“烟花三月”进行了准确而艺术性的阐释,向读者展现了一副花红柳绿的春天盛景。又如王翰《凉州词》中的诗句“醉卧沙场君莫笑”中“沙场”一词也有不同的译文:Witter Bynner将其译为the sand,而许渊冲则译为the battle ground。“沙场’原意为“平沙旷野”,常用来指战场,这里“沙”的意象已经淡化,不应直译。Witter Bynner是外国人,不熟悉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些词的特殊含义,所以无法译出“沙场”的确切含义。由此看出译者对文化掌握的程度会影响译文的生成。作为一名译者,还应该具有敏感的文化意识,从译文读者的角度来考虑译文的被接受程度,将原文中的文化因素充分传达给译文读者。如唐朝诗仙李白的《江上咏》:“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李白在诗中运用“西北流”喻指功名富贵如云若水,绝不可能与日月同辉,与江河永流。他的这一比喻是根据我国的地貌特征和河流的流向来创作的。我国地形特征是西高东低,因此长江、黄河等重要河流的流向都是由西向东,故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的著名诗句。英、美国家的地理位置与地形特点不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