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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一般分为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研究，最初的翻译理论是译者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并总结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验，这些经验所具有的指导性、可操作性和规律性长期以来在译者的实际翻译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和语言观视原文及原作者为绝对权威，这种观念束缚着人们对于译者主体性的探索和发现。美国译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 Douglas Robinson）的著作《译者登场》给予我许多启示，此书以翻译身体学为基础，从翻译的“身体学”(somatics)和“对话性”(dialogics) 入手，强调了译者个人因素在翻译中的创造性、重要性及不可替代性。该文将介绍罗宾逊教授在该领域的相关思想并陈述我的个人理解及心得。

1 翻译身体学

罗宾逊指责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研究和其他西方语言学科一样，长期以来进行的都是“非实体”研究 (Robinson, 1991: xxi)，他认为奈达 (Nida) 关于翻译过程的著名论断，分析——转换——重构的理性分析过于抽象及简约化，翻译被视为可机械操作的简单过程。罗宾逊教授在分析诸译学权威的观点之后，给我们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翻译研究模式，即本文的核心所在——翻译身体学，该范式充满人文主义色彩，译者不再处于译学研究的边缘，不再和许多贬义的意象相联系，不再是卑微的仆人，透明的玻璃，平庸的匠人，英语翻译学论文而是将重点放在译者个人的情感感受和身体感受层面，将理性与情感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及创造性来探寻翻译活动的实质，并最终得到优秀满意的翻译文本。翻译身体学这一概念认为“身体”在翻译过程中既是载体又是感性的存在，为译者主体论提供了实质性的基础。在罗宾逊看来，“是身体指示我们如何行动，让我们了解一切”(Robin son, 1991: x)，这并不意味着牺牲“理智”或“精神”来强调身体学，而是认为西方在语言交际研究中始终剥夺了直觉、感情、身体信号这些身体权利。也即，惟有把身体视为本己性的存在，才能切实地认识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冯文坤，罗植，2008：103）。罗宾逊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指出，优秀的译者应该能够控制并准确传达“身体感受”，而“身体感受”是受到社会束缚和个人感知的双重影响，由于译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不同，个人的身体感受和接触源文本时的瞬间意识更是不尽相同，因此译者在翻译同一源文本时就会得出有差异性的目标文本。这种通过个人身体感受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形态即是《译者登场》中论述的意识身体学 (ideosomatics)。所以，在任何一篇或者一部翻译文本的诞生过程中，译者的身体感受和个性声音必然会不同程度影响译文的生成，而与此同时，译者对译文的价值诉求即个体的“意识形态”是自然并业已存在的，会以较隐形含蓄的方式对译文起到良好稳定的制约作用。这是一个彼此涵摄且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

2 翻译对话性

另外一个独到且重要的概念是“翻译对话性”。罗宾逊根据翻译身体学的理论，逐一分析了西方主流翻译理论提倡的二元论、工具论和至善论。罗宾逊认为这些倾向脱离了翻译实践，无视具体翻译场景中人际之间的互动，他在《施事性语言学：以言行事的讲话和翻译》中认为“人”才是翻译研究的中心，把翻译这项活动看作是一场由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参与的交流，这场穿越时空、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对话被罗宾逊称之为“双声”的对话。他认为译文同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意向：一是原文作者的意向，二是折射出的译者的意向，译文里也相应地包含着两个声音、两个意思、两个情态。（巴赫金，1998a：110）巴赫金认为，话语总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讲话者的任何表述都以得到回答为目标，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对听话者的回应进行猜测并把这种猜测提前组织进了自己的表述中：“交谈中真实的话语，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把目标指向下一步的回话。它刺激回答，猜测回答，考虑到回话来组织自身。话语在已有之言的氛围中形成，同时又受到未完待发、已在意料之中的答话的决定。一切现实的对话，莫不如此。”（巴赫金，1998a：59）因此，语言固有的“内在对话性”决定了译者的理解不是“复制”而是“对话”。原文不再是译者所经验和利用的对象，而是与译者进行平等对话的伙伴。(Robinson, 1991: 96)

3 启示及反思

道格拉斯·罗宾逊在《译者登场》中否定了理性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的统治地位，他从源头上找到理性主义的弊端，并逐一分析指出理性主义在传统翻译观念中的表现，再加以批判，使得人们比以往更能认识到理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局限性。他的翻译身体学和翻译对话性共同作用给予译者主体性更多更坚实的理论支撑，在读完《译者登场》之后，读者会对译者是否应该“隐形”有更明晰准确的答案和判断。我的观点是，译者不应该隐形，也无法做到完全隐形，因为译者的个人经历、情感、性格、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在接触源文本时的瞬间感受都会真实，不可避免的反映到译文中去。除去罗宾逊的翻译身体学及翻译对话性，他的“翻译等值观”也引导我对传统意义上的“等值观”有了更深刻的批判性认知。罗宾逊认为，翻译中的等值，与其说是对源文本进行逻辑上的严谨分析，并努力达到目标文本与源文本的一一对应，不如说是基于译者在身体或感受上获得的等值。源语和目标语在单词或短语之间的等值对应具有在感觉上和体验上的同一性。罗宾逊认为诗人兼翻译家庞德 (E Pound) 是这一方面的优秀代表，庞德之所以能在中国古诗翻译方面取得成功，就在于他能够直观的体验和把握事物，在他的译作《长干行》、《古风》中均有体现。现以一例明晰之，《古风》中有“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士”诗句，庞德将原文中体现中国传统哲学宇宙观的“阳”直接转换为“春”(spring)，把“杀气”这种描写主体心里感受状态的词直接转换为“秋”，形成了“春”和“秋”的意象对举，繁盛与萧飒对举，希望与绝望对举，从而达到了自然景观（春秋）与人文景观（杀戮、嗜血）的高度融合，并最终突出了原文揭示人间屠杀的残酷的人文图景（冯文坤，罗植，2008：103）。从传统意义上的等值观和忠实观而言，庞德并没有对原文做出准确恰当的翻译，但他个人的参透和感悟却使得译文消除了文字和文化差异的障碍并生动再现在译文读者面前。这不仅是庞德高超诗学技能的完美展现，更是他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个人的情感参悟、情感宣泄、直觉酣畅淋漓的表达以及瞬间顿离理性的体验。所以，罗宾逊在提到庞德的翻译时指出，对于庞德而言，内容就是被体验到的东西，是一个身体的回应，而且是瞬间的回应。所以，我认为，罗宾逊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借鉴性，“翻译等值观”并不是要求译者做到目标文本与源文本之间字字句句工整的，完全的对等，而是目标读者是否达到理想状态下的社会及文化共鸣，目标文本是否恢复了源文本应有的活力与精神。综上所述，成功的译本不是要求译者亦步亦趋遵守各种翻译理论指导及翻译方法，不是对源文本的苦思冥想，而是要求译者具有极强的自我认知及自我感受能力，自觉的主观能动性，将自己身体的感受和理性思维完美结合在一起，时刻保持对源语言及目标语言的极度敏锐。我认为，道格拉斯·罗宾逊在《译者登场》以及他的其他译学著作中都给予了我们很好的启蒙和指引作用。虽然罗宾逊的译学著作具有以上种种建设性作用及里程碑意义，但是一些潜在局限性却值得我们深思和商榷:1) 罗宾逊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却忽略了长久以来翻译理论及翻译标准在我们翻译过程中所起到的指导性及规范性作用，在否定、批判西方传统翻译观点的同时，过于强调意义生成的任意性，这就无限制张扬了译者的个人意志。所以，我认为，应当将译者的主体性和翻译理论及标准有机结合起来，二者相辅相成，只是侧重点及指导方向不同，但同样具有不可小觑的积极意义。2) 在当代越来越重视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进程中，不可以忽视对原文作者和目标语读者的研究，因为这两者对译者的翻译行为有着潜在的影响以及制约的作用。只有将方方面面都予以考虑，译者才能在经过自己的再创造后仍可再现原文的风貌。正如金圣华所指，“译者在早期虽有‘舌人’之称，却不能毫无主见，缺乏判断；译者虽担当中介的任务，却不是卑微低下。依附主人的次等角色。翻译如做人，不能放弃立场，随波逐流；也不能毫无原则，迎风飘扬。”（金圣华，2002：15）。3) 罗宾逊的理论认为有能力的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