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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诗歌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闻一多曾经说过，“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会，它是最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章”［1］。这一观点最恰当地总结了《诗经》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因此《诗经》的英译文对于英语国家人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非常重要。《诗经》的开篇之作《周南·关雎》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描写爱情的诗作。

一、哲学诠释学

翻译是一种诠释，诠释的过程极富主观性，因为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物，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生成［2］。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思想出发，把海德格尔的概念扩展到哲学上的存在性，视诠释学现象为人类的世界经验，他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庞德曾为他的“不忠实”的翻译辩护，认为他的工作就是给读者展示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理解不是消极被动地复制文本，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理解”充分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理解”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无论是理解者，还是原作，它们都具有自己的视界; 这两种视界之间必定存在差距，而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这种由时间和历史所引起的差距。伽达默尔主张将两种视界交融起来，达到“视界融合”，从而达到一个新视界。在实际翻译中，译者总会将自己熟悉的世界带进原文这个陌生的世界中。语言和文化间透明的互译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词语间的对应只能是历史的、人为的建构起来。所以，视界融合是建立在两个视界有差异的基础上，它从理论上论证了翻译中译入语文化过滤原文化现象的历史根源。从一开始，理解者就进入了他要理解的那个视界。历史赋予了不同时代的译者以不同的创造力，因此他们有了重释的机会［3］。

二、《关雎》译文的比较分析

《关雎》是《诗经》中的著名诗篇，它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正常的感情，又要求人们要适度克制以符合社会美德，后人在解读时往往各取所需，加以引申发挥。《关雎》的英译本有很多，本文主要选取了 Ar-thur Waley、Ezra Pound 和杨宪益及戴乃迭这三个译法和风格各异的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关雎》中“关关”这个绘声词，韦利将其译成“Fair，fair”，表面看是简单的代替，其实“fair”一词也可以意为“美人”，体现了诗歌的意境之美; 庞德译为“Hid，hid”，一方面模仿了雎鸠的叫声，另一方面，将叠字放在一起让读者联想起“hide”，既有鱼藏水中不想被鸟捉去当食物，也暗含君子求窈窕淑女而不得或难得之意; 杨宪益夫妇将“关关雎鸠”译为“Merrily theospreys cry”，理解为两只鸟在快乐的嬉戏，亦可引申为一对少男少女在嬉戏，而未直译“关关”。综合三个译本，庞德的翻译似乎更为独特和巧妙。《辞海》对《关雎》中“窈窕淑女”的解释是“美好貌”，又说“苗条”［4］，主要形容外貌; “淑”指“善良”，主要形容内心。韦利译成“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杨宪益译为“Gentle and graceful is the girl”，这两个译本差别不大，句式上都模仿了原文，意思浅显明了。庞德没有直译“淑女”二字，而是译成“Dark andclear”，而且重复了一遍，“dark”意为“隐蔽、沉默寡言”，“clear”意为“无瑕疵、宁静”，此处透露了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女性美的尺度，即含而不露、洁身自爱; 这是前两位译者均不能及的。《关雎》中“君子”从古义讲，指王侯贵族或统治阶级，但春秋末期以后主要指有德行的人。韦利译为“lord”是遵循古义，庞德译成“prince”，也把“君子”理解成贵族，认为能与诗中的“钟鼓”联系起来的只能是贵族阶层。而杨宪益将之翻译成“gentleman”，认为“君子”只是泛称，指众多青年男子。所以，君子不一定仅指贵族，也可以是对一般男子的尊称。《关雎》中“悠哉悠哉”的意思是“长相思啊长相思”，韦 利 译 为“Long thoughts，oh，long unhappythoughts”，与杨宪益翻译中的“sorrowful thoughts”均属直译，似乎过于直白无味。庞德将整节诗融合后译为“To seek and not find/ as a dream in his mind/ thinkhow her robe should be / distantly，to toss and turn / totoss and turn． ”表达了“君子”对“窈窕淑女”的热切思念之情，而且其中的“robe”属于庞德的创造。

三、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由法国文论家埃斯卡皮提出，他认为翻译具有叛逆性，因为译者将原文放入了自己的视界中; 同时翻译又是创造性的行为，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5］。国内，谢天振最先注意并研究和传播了“创造性叛逆”［6］。诗歌强调“三美”，即意美、音美、形美，分析诗歌的译文也应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本文挑选的三个译本中，韦利和杨宪益的译本差别不大，都侧重于直译，相比庞德的译本而言缺乏创造美，因此笔者将从庞德译本的创造性叛逆中分析译文的“三美”之处。( 一) 创造性叛逆体现的意美诗歌的意美指诗歌的意境之美。译者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就是运用不同的方式再现原文的意境，尽可能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庞德翻译“窈窕淑女”时没有如另两位译者一样进行直译，而是将意境分散在诗歌译文中。“dark andclear”指沉默寡言、宁静和纯洁，加上译文二、三节中反复出现的“modesty”和“secrecy”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之美呈现出来。( 二) 创造性叛逆体现的音美无论汉语诗歌还是英语诗歌都非常讲究节奏和音律，也就是所谓的“音美”，中英文诗歌在节奏和音律上的规律截然不同，汉语诗歌力求对仗工整、抑扬顿挫，常常利用尾韵、双声和叠韵等表现手法; 英文诗歌则将一行诗分为若干音步，将音步按照音的轻重排列分为抑扬格、扬抑格等，表现手法有头韵和尾韵等。所以，译者在翻译时无法复制原文，只能采取创造性叛逆。庞德在译文每节诗的最后一个词上押韵，如第一节中“saith”“saith”“clear”和“fere”一起形成了 aabb的韵脚，从而实现了诗歌译文的音韵美，发挥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三) 创造性叛逆体现的形美诗歌常常借形传神，所以失其形亦即失其神，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诗歌的过程中要注意诗歌的形美，尽可能兼顾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庞德的翻译在形式上进行了彻彻底底的创造性叛逆，他的译文创造性地改造了原诗的总体形式和结构，用自由体将原诗的五节译成了三节，保留了原诗第一节，把原诗的二和三节、四和五节由两节合成一节，其中译文第二节基本保留了原诗一、三节的内容，译文第三节则压缩了四、五两节“左右采之”和“左右芼之”为“toughing，passing，left and right”，译文将原诗中第一节前后内容联系起来，艺术的使“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通过雎鸠的嘴说出，使得译文在形式上叛逆了原诗，创造性地显示了译者的独特主体性。

四、结语

翻译即诠释，诠释的过程又极具主观性。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具有历史性，从而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又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比较和分析了韦利、庞德和杨宪益的《诗经·关雎》译本，以此说明译者根据自己所处时代和文化背景对文本产生的不同理解，从而译出了风格、手法各异的译文。最后，笔者着重分析了庞德的译本，并以此说明译者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出自www.51lunwen.org/trans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