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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学会做人”了，我现在正在追究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理论上的探讨就不多去论述了，简单地讲，这还是一个观念的分歧问题：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是读书做官。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教育理论认为，读书是学会生存的技能。美国的学校就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EQ、竞争意识、生存能力与意志品质。1999年我的孩子转学到了一所私立男校，他和他的好朋友都想加入学校的足球队，但要加入的话必须通过一个非常残酷的淘汰竞争。记得那场让我记忆深刻的竞争是在1999年7月16日的下午举行的，当时烈日当头，我戴了帽子都觉得无法忍受，就躲到了的树荫下面。那天，运动场上总共有250名学生去竞争75个球队名额。一开始是环校跑，大约有1500米，然后是3组400米跑，接着又是4组100米折返跑。当时我想速度也测了，耐力也测了，该淘汰谁已经很清楚了。不想事情并没有结束，第二轮淘汰赛又开始了：又是一圈环校跑，又是3组400米跑，又是4组100米折返跑。直看得我胆战心惊，等到第二轮一完，我想这回总可以结束了吧，谁知第三轮又开始了……这一轮场上就有孩子呕吐、抽筋，还有孩子昏倒。但是偌大的一个运动场上竟没有一个孩子主动退下来。过了一会，我看到自己的孩子已经脸色煞白了，就跑过去向劝他退下来，但是我看她一点都没有退下来的意思，就拐弯抹角地对他说：“那些跑在后面眼看没有希望的人为什么还不退下来呢？”结果儿子回答说：“爸爸，自己退出来和自己选不上那是两回事，你可以从足球队退下来，可以从网球队退下来，退来退去，你还能往哪里退呢？”——这些话我都没有教过他，都是他在培养生存能力、竞争意识以及意志品质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自己悟出来的。后来，我的孩子况况和他的好朋友都被选入了校足球队，而且两人都成为了当年进球最多的两名前锋。第二年，况况还想加入足球队，但是根据规定即使是球队的成员也要再一次通过淘汰测试后才能继续留在球队里。况况当时却总有一种意识，他觉得自己是球队最好的前锋，球队总不至于不要他的，他就没有认真地按照球队的时间表去锻炼，结果在那一年的淘汰竞争中，他昏倒在跑道上，于是被淘汰掉了。五况况有一次参加数学考试，内容是考对数，在英文里“log”这个词，既有“圆木、木头”的意思，又有“对数”的意思。况况作完题之后，又在卷子上画了一幅画：一只水獭在啃木头，水獭还说了一句话“Logs are fine!”，意思是“木头真是好味道呀！”——这其实是一句双关语，他是在说“对数题真是有意思呀。”结果他试题本身的了100分，老师给他这幅画又特意加了0.2分。大家都知道，到0.5分才算分的，0.2分根本就不算分，但是老师加的这个0.2分却是非常有学问，非常有艺术的：既充分肯定了学生的数理逻辑能力，又充分肯定了孩子的自信心与丰富的想象力。——考试本身只有检测功能，没有淘汰的功能，检测只是手段，因为面对检测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目的。发现问题改善之，发现人才选拔之，发现特长培养之，然而，当我们把这“之一”的手段当成了“唯一”的目的时，我们的教育就变成了“淘汰教育”，而不是以人为本的，以培养人才为根本的素质教育。现在国内的问题就是把淘汰和检测混为一谈，甚至用淘汰来代替检测。考试的检测功能又是有先天缺陷的，所以需要一个相对完善、相对科学的评价体系。有人说，美国没有高考。那是误解，美国也有高考，而且一年考7次，随便你去考，直到考的你实在不想考了为止。这非常科学，你比如说，我现在让你站在我前面的这个桌子上，你是不会掉下来的，但当我把这个桌子升到100米的高度时，同样是这么宽的高度，你却会摔下来，为什么？是心理原因。国内有许多学生平时学习成绩很好，真正一到考场就不行了，为什么？还是心理原因。在美国，每年有7次SAT，考生在考前会觉得：这次考不好还有下次呢。这就使他们的心态很正常，所以每次考的成绩都差不多，很少出现成绩大起大落的情况。另外，美国的SAT，每一门科目的总分都是800分，无论你考多少次，学校只把你各门功课的最高分拿来相加以计算你的总分。比如说，你3月的数学最好，8月的英文最好，那么，他们就把你3月的数学和8月的英文成绩拿来相加。他们认为，你能考到最高分，是因为你有这个能力，你考不好，那是因为偶然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美国高校在招生时，非常重视学生的作文，因为作文最能反映出一个学生的个性。他们更愿意招的是有个性、有特点的学生而不是只会啃书本的书虫。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高考作文题都是学校自己定的，有些大学提前一年就把题出好了。像哈佛、耶鲁年年都是那道题随便你怎么去写。在美国，一流的大学，大多都是混合招生，第二年才定专业，就是你定了专业之后，也可以再改。像耶鲁大学，有大约75%的学生都改过专业。还有一点就是，在美国的大学里，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得教书，而且要给本科生上课。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让最优秀的科学家尽早和学生接触。而不是说“博导、博导，考上博士才能见到。” 六我们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资质吗？我这里有一道题：“绿鸟、花狗、黑猫、黄狮。请指出哪一个与其它三种不是一类？”我让全国各地的听众去做这道题，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有人说选鸟，因为鸟这个汉字没有偏旁；有人说选狗，因为在四种动物中他只喜欢狗；也有人选鸟，但他说那是因为只有鸟不长胡子。有一次在华南师大附中，一个女生说她也选鸟，我问她原因，她说“因为我发现鸟是四个动物中唯一可以表现女性的温柔的，有个成语叫‘小鸟伊人’”。她一讲完，一个男生就说他选狮子，我问他原因，他说：“我发现在四种动物中，狮子是唯一可以表现女性的凶悍的，有个成语叫‘河东狮吼’呀。”——我把这道题在中国的答案拿到美国去，讲给美国的听众听，他们非常吃惊也很佩服我们的想象力，很多答案他们是根本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说，中国人不缺乏想象力，中国人不缺乏创造力，中国人缺乏的是我们的老师没有创造这样的环境给我们。有人问我说，这么多的答案中你最喜欢哪一个？我说我喜欢的不是哪一个答案，我喜欢的是营造这样一个平等、宽松、民主的氛围，允许提出不同的意见，鼓励别人去独立思考。也有很多国内的老师对我说：“我没法搞素质教育，因为我手中没有权”。我回答他们说：“你手上也有权，你鼓励学生去独立思考，容许他们拥有不同的观点，这不就是你的权利吗？”也有人说，素质教育在国内没法实施，因为我们没那个物质条件。我就对他们讲，像今天的现场这样，我们需要什么物质条件呢？下面连一支麦克风都没有，我们不是照样达到了教学的目的了吗？——可见，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在观念上进行变革。七常有美国的理工科教授对我说，你们中国留学生作题，速度很快，答案也对，但是方式太单一了。——谈到这个问题，我还是先举一个例子吧：196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卡兰德拉教授讲了一个故事，这就是《气压计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对于物理学来讲，去学什么，考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故事是这样的：一次考试结束后，一位物理教授要给他的学生所做的一道物理题打零分，而那名学生却认为如果学校的考试制度并不是和学生作对的话，他那道题的成绩应当是满分。教授和他的学生争执不下，就去找了一个懂得物理学知识的仲裁人。仲裁人首先看了那道试题，题目是这样的：“请回答如何用一个气压计去测量一幢大楼的高度。”而学生的答案是这样的：“将气压计拿到楼顶，然后用一跟长绳绑住它，把它坠到楼下，直到气压计接触地面，这样只要测量绳子的长度便得出楼房的高度了。”仲裁人是如何评价的呢？仲裁人认为：“这名学生的答案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用这种方法确实可以测出楼房的高度，但是学生的答案却不能证明他懂得一些物理学的知识。”于是，仲裁人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给出一个新的答案，并且这个答案要能证明他懂得一些物理学知识。学生在最后一分钟写出了他的新答案：将气压计拿到楼顶扔下，测出它落到地面时所用的时间，然后用落下的距离等于重力加速度乘以下落时间平方的一半来得出楼房的高度。——看到这样的涉及到物理学知识的新答案后，仲裁人问教授是否愿意让步？教授同意了。于是事情也就解决了，但当仲裁认正要离开时，学生却对他的教授说，其实他还有更多的方法，比如他可以通过分别测量气压计的长度与楼房影子的长度，再根据它们的比例关系算出楼房的高度。他甚至还有更为简单而精确的方法：把气压计作为礼物送给楼房的管理员，然后问他楼房的高度。但这名学生却偏偏不愿用他明知道教授最想让他用的那种方法：拿着气压计登梯而上，根据气压计的水银柱的高度变化所反映的气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