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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乔治·艾略特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但她最后的小说《丹尼尔·德龙达》却在主题、人物和创作手法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现代性:异化主题初露端倪,女主人公具有某些反英雄特质,大量采用诉诸梦境、幻想等手段的心里描写、打破时间顺序的叙述以及开放性结尾等现代主义因素。乔治·艾略特在世时已被公认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其声誉虽在她去世后和现代主义上升时期有所沉浮,但这一地位基本未变。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最多的名词就是“现实主义”这一“描述19世纪英国小说艺术最恰当的综合性术语”。[1]119百多年来,她已经成了“现实主义”或“传统小说”的代名词,与“现代主义”这一给人以“标新立异”或“离经叛道”印象的名词格格不入。艾略特最后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龙达》,也是她惟一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作品,完成于1876年。当时,被称为英国“20世纪现代主义先驱”[2]的詹姆斯、康拉德已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独特手法进行创作,他们小说中“捕捉现实的极大努力将作家带到了‘现实主义’的另一端”。[3]7艾略特创作《丹尼尔·德龙达》之时正是英国小说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期。可以大胆推测,这位惯以思想激进、洞察力敏锐著称的作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新思潮或艺术表现手法的影响。从另一角度也能得出相似的结论:詹姆斯是对艾略特的作品最具真知灼见的评论家之一,他对现实主义巨著《米德尔马契》的著名评价“它标志着旧式英国小说发展的终点”,[4]早已为世人所承认。按照这句话的逻辑,《米德尔马契》之后的作品自然需要代表小说发展的新方向,而这一新方向在历史上的表现即现代主义因素的萌芽。促使我们做此推测的还有《丹尼尔·德龙达》发表后评论界和读者不同于对其以往小说的反应。这些反应与现代主义作品刚刚问世时所遭遇的命运不无相似之处。虽然《丹尼尔·德龙达》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远不及《荒原》或《尤里西斯》那么强烈,但各种反对和不解之声依然不绝于耳。小说出版时,艾略特在英国文学界基本被公认为同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崇拜者趋之若骛,王室成员亦不例外。但《丹尼尔·德龙达》的面世却引发了一片喧哗,来自评论界的声音几乎是毁誉参半。被批评最多的就是它情节的传奇色彩和技巧水平的不均衡:许多评论家批评书中犹太情节过于理想化,更像传奇而非小说;技巧方面尽管书中多有精彩之处但败笔颇多,总体水平不如以往作品。[4]面对如此现象,有些崇拜者试着把它定位为传奇故事,认为艾略特在有意尝试新思路和新手法,这种观点似乎能为迷惑的“艾迷”们提供一丝慰籍,更多的人开始觉得这本小说其实预示着小说创作的一个新开端。当我们观照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并回头对《丹尼尔·德龙达》进行解读时,我们的推测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文本体现:小说无论在主题、人物塑造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现代性,有些现代主义因素已经非常明显。一、主题和人物形象的现代性 19世纪后期,大英帝国从盛到衰。随着社会工业化、都市化、商业化和世俗化进程的加快,形形色色新哲学思潮及美学、文艺学、心理学领域新理论学说纷纷出现,人们的心态趋于复杂,意识趋于混乱,社会中开始弥漫着异化和幻灭的氛围,现代主义文学初露端倪。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传统信念予以毁灭性的打击,旧的价值观土崩瓦解,现代主义思潮到达顶峰。现代主义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就是“异化”,作家们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精神孤独或性格扭曲的人物,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感、异化感和病态心理。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中已经触及异化主题,主要体现在女主人公格温多伦身上。读过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小说《恶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格温多伦的“厌世”,(24章,为简便起见,本文有关《丹尼尔·德龙达》的引文仅标注章节号)与洛根丁的感觉多么惊人地相似。格温多伦的经历可以用一个现代人更熟悉的范式加以归纳:自我意识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为了重获自我身份而进行的努力。小说伊始,艾略特即对格温多伦的特殊身世进行渲染。她随母亲的两次婚姻辗转奔波,最后寄居姨母家,并强调“无根”对个人性格的影响:“人类的生活,我认为,应该深深植根于某一土生土长的地方”,(3章)这样才能有归属感。特殊的身世造就了她特别的自我意识。母亲出于愧疚,对她倍加溺爱,养成了她自私、任性、虚荣的性格,一心想出人头地,但家庭经济状况的变故,使她最终答应了以控制和折磨别人为乐趣的贵族格兰科特的求婚。作者对她接受求婚时的心理分析堪称现代精神分析学的产物:追求享乐原则的本我与代表道德力量的超我不断争斗最终占了上风。尽管她知道格兰科特有情人莉迪亚和私生子,也清楚自己的婚姻将剥夺莉迪亚孩子继承遗产的权利,对格兰科特与莉迪亚的长期关系也心怀厌恶和忌妒,更清楚如果接受求婚自己将犯下道德和良心错误,但她仍以此举可使母亲摆脱贫困为由替自己开脱,遮盖内心深处的谴责声。从她接受求婚背叛自我的那一刻起,她的人格就开始了异化。婚后,格温多伦很快意识到,她在婚姻里赌输了,不仅输于对顽固、冷漠的丈夫的屈从,更输给了自己的良心。悔恨和自责交替控制她的心灵,但强烈的自尊促使她如同演戏一样,对外保持幸福的虚假表象。她的自我意识被丈夫完全摧毁,在这种冷漠、形同虚设的婚姻中,她人格的分裂和异化加剧,感觉如同孤身一人站在“一片空旷的荒原,她则是荒原之上的流放者”。(6章)这荒原意像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20世纪T.S.艾略特对现代人处境的生动写照。格温多伦忍受着现代人常见的“厌世”与“病态心理”,多次产生希望丈夫死去的念头。这种念头一旦出现,就如同毒蛇一般紧紧缠着她,仿佛不受她意志力的控制,令她窒息,也搅乱了她的精神。丈夫的死亡不但没有带来解脱,反而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她陷入另一个梦魇之中:她多次幻想或梦到他的死,但他真的死后,她受到良心的谴责,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凶手。沉重的负疚感压迫着她的灵魂。当她控制不住盼望丈夫死的念头,又害怕另一个自我最终失去控制真正去杀人时,读者能体会到她自我意识之外的另一个自我几乎不受控制地自由行动:她的自我完全解体,人格裂化也达到顶峰。所幸德龙达对她的困境和痛苦的求救做出反应,无私地帮助她开始寻找自我、重新定位自我的努力。虽然他的努力使格温多伦逐渐从歇斯底里中平静下来,但其他方面的收效甚微,小说结尾处的她依旧孤独,依旧迷茫。格温多伦在失去自我和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表现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的怀疑、厌世、孤独和异化感,因为“现代主义小说大都刻意表现战后英国人日趋严重的异化感、焦虑感和幻灭感,并深刻反映一个孤独、痛苦乃至病态的‘自我’”。[1]194这与英国传统小说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如贫富冲突、善恶较量、劳资纠纷以及主人公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等迥然不同。而格温多伦也非传统小说中常出现的女性形象,她的种种观念和经历使她更接近20世纪作品中常见的“反英雄”形象。她面临的心理和精神困境,她的迷茫、失落和异化的情感经历,使读者联想到詹姆斯《贵妇画像》中的伊莎贝尔①和哈代的《无名的裘德》中的苏。小说中其他人物身上也或多或少体现了异化主题。除格温多伦之外,重要人物几乎全部是犹太人。他们的孤独与异化感不仅表现在他们的犹太人身份,而且困境各不相同:克莱斯默和“王妃”是被庸俗之徒包围的艺术家;莫德塞是“盲人”中间的智者,活人中间的垂死者;德龙达是寄养在英国贵族之家的外来者;米拉则受过演唱训练不得不登台谋生却对自己的角色深怀憎恶。艾略特之所以选择犹太人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除了她在多个场合所声称的唤起读者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和理解外,她潜意识里另有想法。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犹太人在人们心中堪称原型式的异化人物,犹太人在小说中的出现不仅可以提升和定义格温多伦的困境,而且拓展了个人生存危机的范围,使之更普遍化。这种选择对艾略特来说也许是无意识的,她或许本能地洞察到犹太人的生存困境或多或少体现了现代人普遍的生存状况,正如乔伊斯在他的《尤里西斯》中有意识地选择犹太人布卢姆作为主人公一样。小说中与犹太人类似的无家无归属感的人物甚至包括出身良好的英国人,即使富有的贵族也时常被隔离于永久的家园之外。综上所述,在《丹尼尔·德龙达》中,艾略特已经对异化问题有所关注,这种关注尤其体现在格温多伦这一形象的出色塑造,而现代主义文学经常探讨的异化感和异化现象,随着西方社会传统价值观的解体于20世纪初日趋严重,几乎发展成为普遍的精神危机。二、表现手法中的现代主义因素为了深刻而真实地反映混乱无序、错综复杂的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确切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