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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ual power)。柯尔律治认为:在“对外在对象的关注”和“对内在观念的沉思”之间,通常会达成一种平衡,但是哈姆雷特却没有这种平衡,只有“强烈非凡的智性活动”以及“对真实行动的厌恶”。所以他看到一个作为哲学家的哈姆雷特,一个“存在于‘生存还是毁灭’之独白中的哈姆雷特”;“他那永无终结的思辨和犹豫,导致了他对行为的逃避”(Wofford 186)。柯尔律治与施莱格尔的不同,在于他通过这一“思”的性质,提炼出一种关联于整个阅读过程的积极因素,即:莎士比亚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将读者也带入这种“智性活动”;“你感到他是个诗人,是因为他已经使你暂时成了诗人,成了一个积极的、富于创造性的人”(转引自霍克斯 88)。后来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对哈姆雷特的描述,也有与柯尔律治相近之处;不过他更多地是从读者的想象性参与转向理想在现实中的真实处境:哈姆雷特“将他自己的烦恼转移给了整个人类”,“其所言所想如同我们自己的一样,我们就是哈姆雷特”。在赫兹里特以后,苏姗•伍福德认为19世纪的哈姆雷特越来越“带有浪漫派的性格,反叛政治法律制度,与堕落的社会格格不入”(Wofford 187)。 20世纪到来之前,关于莎士比亚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从后世的观点看,真正成系统的研究应当是始于布拉德雷(A. C. Bradley)。布拉德雷的名著《莎士比亚的悲剧》出版于1904年,其中有专章谈及哈姆雷特。他的基本命题,是要“从剧中重构哈姆雷特的敏感”。他提出:哈姆雷特的过度忧郁阻碍了他的行动,“这忧郁是一种疾病、而不是一种情绪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由此造成的病态,是哈姆雷特本人也没有完全理解的”。至于导致忧郁病的原因,布拉德雷认为是“突然发现母亲的真相所带来的道德震撼”(Wofford 188-189)。这样,布拉德雷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分裂的哈姆雷特”,在苏姗•伍福德看来“这与弗洛伊德只有一步之遥”(Wofford 189)。
弗洛伊德是将《哈姆雷特》和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用于他的心理分析。他对《哈姆雷特》极为推崇,据说在其正式出版的文字中共提及《哈姆雷特》20多次。从《梦的解析》(1900年)一书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对《哈姆雷特》的阅读,甚至成为其自我分析的一个核心事件。弗洛伊德关于《哈姆雷特》的最著名分析,本来见于1900年版《梦的解析》中的一个注脚,后来他把这移作正文。他以所谓的“俄底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为焦点,发现文明的发展使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对“俄底浦斯情结”的表达大不相同:“在《俄底浦斯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