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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始终受到批评家的关注,并不断激发出新的诠释和想象,以致在相关的论说中,我们或许已经无法断定何为正确,却只能去描述变换不居的错误方式。“莎士比亚问题”也已经不仅是关于作家和文本的争论,而是不同语境从中延伸的理解和意义。本文以莎士比亚及其《哈姆雷特》为个案,追索最具代表性的诠释方法和批评类型,特别是当代的意识形态批评、性别身份批评和宗教观念批评,从而既为中国语境中的莎士比亚研究提供参照,也使我们更加直观地理解西方的主要批评流派。
Title: Space for Interpretation and Imagination: Shakespeare and Hamletin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Shakespeare and his Hamlethave stimulated so many critics to offer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with their own imagination that nothing seems to be right or false but “thinking makes it so”. In this sense, “problems of Shakespeare” are not only the argument about the author and his writing,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nd self understanding in various contexts. Mapping the landscape of the related critics, this paper tries to focus on the changes of the critical paradigm, the hermeneutic ideas, and especi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emphases on ideology, gender and religiousness.
Key words: Shakespeare Hamletinterpretationimagination 
在西方的文学批评史上,许多人都对莎士比亚怀有一种高不可及的感叹。比如歌德(Goeth)告诫他的追随者:“我们还是不要讨论莎士比亚,一切提到他的话都是不够充分的,……对于他的伟大心灵来说,舞台是太狭隘了”(爱克曼 93)。艾略特(T. S. Eliot)也认为:“你很难说莎士比亚究竟相信不相信文艺复兴的含混的怀疑主义”(qtd. in Gardner 13-14),因而“要谈论莎士比亚,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正确”(qtd. in Gardner 69-76)。其实,“正确”与否很难有什么定论;更需要我们做的,倒是跟随历代批评对莎士比亚的读解,去体会其中不断变换的“错误”方式。
关于莎士比亚的评论和研究,从他的同代人开始就层出不穷,几乎覆盖了后世文学批评的所有阶段。至20世纪,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更是成为不同批评方法的聚讼之地。除去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莎剧人物的心理分析,弗莱(Northrop Frye)对莎剧情节的神话-原型考察,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意象派批评的语义还原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借他进行文化的反省,女性主义从中发掘“言说的权力”,新历史主义则常常将莎士比亚作为基本的理论出发点。近些年还有学者将莎士比亚研究不断关联于最时尚的话题,比如威廉斯(Gordon Williams)《莎士比亚、性及印刷革命》(1996年),布里车斯(Stephen Brezius)《理论中的莎士比亚:后现代的学术与早期现代的戏剧》(1997年),卢姆巴(Ania Loomba)《莎士比亚、种族与后殖民主义》(2002年)等等。其中从“文化多元主义”、“核子批评”、莎士比亚与“披头士” ①,直到“宗教、肤色和种族差异” ②,无所不有。
这一切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一个著名论题:“重新阅读莎士比亚的最大困难就是我们不会感到任何困难”(Bloom 72),因为莎士比亚已经深深融入了西方人的心理结构、表达方式和阅读习惯,没有莎士比亚根本无法理解西方文学;故而“在上帝之后,莎士比亚决定了一切”(Bloom 53)。
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评说甚至评说的方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法,从来都反映着不同时代自身的关注和价值取向。莎士比亚的魅力之所以能够历久而弥新,确实在于他的作品不断为后人提供了展开和印证自身想象的空间。以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剧作《哈姆雷特》为例,可能特别能使我们感受到这一点。
一、《哈姆雷特》的批评历史与焦点转换
1990年代初,美国迈阿密大学的学者罗丝•默芬(Ross C. Murfin)组编了一套丛书“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个案研究”,其中苏姗•伍福德(Susanne L. Wofford)专门就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撰写了一卷 ③。该卷不仅选编了女性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解构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有关《哈姆雷特》的代表性论述,而且还简要梳理了《哈姆雷特》的批评历史。从该书所收集的一些零散材料可以看出,即便只是关于舞台演出史的挖掘,对我们理解“一千个观众”心中的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一千个哈姆雷特”,也会有意味深长的启发。
比如在17世纪晚期,哈姆雷特通常被理解为“富于生气、勇敢和英雄气概”;而到了18世纪中叶,作为英雄的哈姆雷特却消失了。1736年的一篇批评文章,居然将哈姆雷特的犹豫解释为“诗人展开情节的必要技巧”,“否则剧情会结束得太快”(Wofford 185)。至1765年,约翰逊(Dr. Johnson)开始赞扬哈姆雷特的“丰富性”(variety);1770年,弗朗西斯•简特曼(Francis Gentleman)也欣赏哈姆雷特的“丰富性”,但是同时又批评他的“不一致性”(in consistency)。与所谓的“感性时代”(Age of Sensibility)相呼应,亨利•麦肯基(Henry Mackenzie)提出“哈姆雷特‘特别敏感的心灵’,是剧中贯穿始终的原则”。歌德1795年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也“让一个脆弱、敏感的哈姆雷特更为出名”(Wofford 185)。

短短一个世纪,哈姆雷特的形象从“英雄”变得日益“脆弱”;而中国读者的不幸,又在于所有这些说法都像是似曾相识。因此要真正理解西方人眼中的《哈姆雷特》,必须首先将那些只言片语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之中,否则任何引用或者借鉴都会似是而非。
在上述过程中还应当提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始终是黑格尔美学理论的主要实证。而通过18世纪晚期的上述论说,我们甚至会感到黑格尔的“丰富性”(variety)、“一致性”(consistency)等概念模型,或许就是以此为背景。黑格尔在关于“冲突”的讨论中特别提到《哈姆雷特》、《奥塞罗》、《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多部莎士比亚的作品,虽未作详细的解说,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从黑格尔的描述中感受哈姆雷特所面对的道德悖论:“……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黑格尔 286)
至浪漫主义时代,奥古斯特•施莱格尔(A. W. Schlegel)的《论戏剧艺术与文学》(1808年)又提出:是哈姆雷特的思辨倾向使他无法行动。这一观点可能影响到英国诗人柯尔律治(Coleridge) ④,使其不再强调哈姆雷特的敏感,却突出其“智性的力量”(inte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