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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绍和研究工作”的总标题之下,巴金、草婴、周煦良和任溶溶等人分别发表了对于外国文学译介方面的想法。巴金指出,文学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非常需要这样一份刊物,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外国的有益东西,向一切优秀的作品和丰富的经验学习。(巴金、草婴等, 1978: 3)草婴也发表了他的“由衷的愿望”,认为外国文学界应该做好几件工作:有计划地翻译、出版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外国古典作品,以丰富广大读者的文化生活,供文艺工作者借鉴和研究;同时办好面向广大读者的外国文艺刊物,加强文化交流,介绍和研究外国古典和当代外国文艺作品;同时应该出版一些内部发行的外国文艺刊物,介绍和批判当代外国文艺思潮和流派,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还要争取各地报纸和文艺刊物为外国文艺提供一定的园地,使广大读者有更多机会看到外国文艺作品。(巴金、草婴等, 1978: 10)不难看出,当时外国文学界对于译介古典外国文学名著已经统一了思想,但是对于当代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认识还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草婴建议出版内部发行的刊物来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1979年底《译林》创刊号上刊载《尼罗河上的惨案》之后,又被推上了风头浪尖。

《译林》于1979年11月创刊,创刊号上刊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全文。这在长年看不到西方当代小说的广大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出版20万册很快售完,编辑部立即又加印20万册。但不久之后,《译林》编辑部却因此卷入一场风波。有学者认为:“《尼罗河上的惨案》之类的作品都是通俗作品,既无益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也无助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类似作品的翻译不仅造成了纸张的浪费,而且可能造成坏的影响,完全背离了左联的革命传统。”(李景端, 1999: 39-40)在这位学者看来,类似通俗作品的译介,“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反映了我国读书界在思想境界和趣味上的“倒退”,“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李景端, 1999: 39-40)至此,译介当代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必要性问题浮出了水面。

当代西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与我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文艺方针有着直接的关系。文学一直被看成是完成革命任务必不可少的斗争工具。“文革”开始后,更是出现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极端操纵。“政治就是一切”、阶级斗争就是一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切。文学只是政治的工具,文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而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英美文学作品,被冠以“资产阶级”或是“修正主义的”大黑货而受到封杀,文学翻译完全停止。“四人帮”倒台之后,特别是在刚刚进入新时期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延续了这样的传统。古典文学作品由于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时期的作品,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还可以被译介过来,而当代英美文学作品的译介就没有那么顺利了,经历一番波折现在看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有意思的是,《译林》在经历了“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风波之后,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扩大了影响。

首先,在政治上, 1979年底党的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使“文艺服从政治、文艺从属政治”的禁锢被解开,外国文学翻译从“文革”的政治工具的绳索中挣脱了出来,翻译作品的来源不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也不一定要直接服务于主流的意识形态。

第二,《译林》赢得了外国文学领域众多专家和学者的大力支持。这些专家的支持为《译林》从诗学方面确立了其“通俗”“畅销”作品的合法性。经过《译林》这场风波之后,翻译出版界的思想更加解放,译介当代西方通俗外国文学作品的合法性终于被确立,译介外国文学的窗口开得也更大了。虽然以后还经历过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及1989年的政治风波,但总体上讲,几家期刊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二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复刊或创刊到现在,上述三家外国文学期刊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在这期间,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取得了蓬勃的发展。除了这三家之外,还先后涌现了多家外国文学或外国文学评论期刊,都受到读者的喜爱。但是《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和《译林》这三家期刊在我国外国文学领域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或者说是不可替代的。它们地处北京、上海、南京三个城市,都是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很频繁,有很大的读者群。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三家外国文学期刊之间逐渐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各自的刊载重点。下面谈一下三家期刊在风格上的不同。

第一,《世界文学》走的是精英、名篇之路。它的历任主编都是我国文化界享有盛名的人物,继茅盾之后,分别为曹靖华、冯至、陈冰夷、叶水夫、高莽、李文俊、金志平、黄宝生,现任主编是余中先。它的编辑委员会由我国熟悉外国文学的专家、作家和翻译家组成,担任过编委的有茅盾、周扬、郑振铎、洪深、姜椿芳、董秋斯、曹靖华、萧乾、丽尼、萧三、冯至、庄寿慈、朱海观、邹荻帆、楼适夷、包文棣、孙绳武、李芒、杨周翰、王佐良、林一安、罗大冈、戈宝权、卞之琳、叶水夫、张羽、冯秀娟、苏杭、唐月梅、吕同六、张黎等,至今仍在担任编委的有余中先、李文俊、李政文、陈冰夷、严永兴、季羡林、金志平、高莽、黄宝生。《世界文学》介绍的重点是世界著名作家。

创刊以来,秉承坚持为发展我国文化事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办刊宗旨,《世界文学》面向我国广大读者,尤其是创作界、理论界、大专院校文科师生及外国文学爱好者,介绍了大量具有审美和借鉴价值的各种体裁的外国文学名篇。《外国文艺》把自己定位为以介绍当代外国文学为主旨的“高品位” “纯文艺”刊物。有重点、系统地译介当代外国著名文学家及美术家、评论家的代表作品和文学理论,反映外国文艺思潮和重大活动,信息丰富及时,兼具阅读和学术、资料、收藏价值。

与《世界文学》和《译林》有所不同的是,《外国文艺》以文学为主,但兼及美术作品和文学理论,主要栏目除了小说、文论、诗歌和戏剧之外,还有美术家与作品等。其主要介绍有代表性的流派,反映新的外国文学思潮和动态,获国际重大奖项的文学作品亦属介绍之列,这一点和《世界文学》颇为相似。

《译林》本来是地方性的外国文学期刊,借助地处南京的有利条件,创刊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也邀请了很多国内一流的翻译家或名家做编委,比如钱钟书夫妇、戈宝权等,但其创刊的宗旨从一开始就与《世界文学》有所不同。《译林》一创刊,就定位在以译介外国当今有影响的新作为重点。其选材重点是当代西方通俗文学作品,努力把刊物办成瞭望当今外国社会万象的窗口。《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上选编的作品篇幅较短,虽然偶尔连载长篇,但非常罕见。而《译林》每期刊登一部外国长篇小说,一般都是最近一两年发表的,也有当年国外发表当年就译载的,比如《克莱默夫妇》和《沉默的羔羊》都是当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当年《译林》就刊出了中译本。有些作品甚至在国外出版之前就买到了中文版权。

第二,《世界文学》既然冠以“世界”之名,选材的范围还是比较宽的。据统计,《世界文学》已译介过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

《译林》刊载的重点是直接反映接近国外现实生活的外国通俗文学作品,以便于广大读者了解世界风云,掌握时事动向。由于欧美和日本当前在经济发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头,所以《译林》所刊载的外国文学作品中英美作品和日本作品所占的比重最大。《译林》每期都发表1至2篇外国最新的长篇小说,笔者对《译林》从1979年11月创刊到2008年第5期上所发表的长篇小说进行了统计,这期间《译林》总共发表长篇小说158篇,其中英国小说16篇,美国小说99篇,所刊译的英美长篇小说共115篇,占所有译载小说的72%。这说明《译林》的译介重点集中在美国文学的译介上,所译介的美国长篇小说占所有译介长篇小说的86%。

第三,《世界文学》紧紧把握世界文学发展的脉搏,着重介绍在国际文坛上得到认可的作家作品。许多外国著名作家都是最先由《世界文学》介绍的,是否译介其作品主要考量的是作者的文学成就。《外国文艺》也有类似的特点。自创刊以来《外国文艺》先后介绍了劳伦斯、萨特、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艾略特、吴尔夫、川端康成、帕维奇等上千位重要作家,几乎囊括了当代世界文坛的知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