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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昌英是一位集学者、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作家于一身的现代知识女性。她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和中国诗歌艺术的熏陶,又曾两度留学英国和法国,这种融会中西的文化积淀奠定了她坚实的创作基础。同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西方文化的接受时,袁昌英也并非盲目照搬,而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和自身的好恶,有选择地吸纳与接受,形成了她兼具知识分子的雍容气度、传统女性的兰心蕙质和西方人文精神的独立意识,表现出女作家中少见的才、学、识、德的水乳交融,这些正是袁昌英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所在。

一、“和谐为美”的审美理想的追求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源远流长,以其整齐对仗的形式美、抒情言志的教化功能、“中和之美”的审美倾向陶冶着中国文人的情操,规范着他们的品行,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袁昌英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受到民族文化艺术的熏陶,有着深厚的国学底子,在她看来,所有的艺术家都堪称“诗人”。她指出;“上乘的、天籁般的作品,我国的古诗词里面有的是。”[1] (p162)袁昌英对诗歌的青睐,形成了她温柔、方正的性格特点和正直、严谨的人生态度,也使得她特别推崇“中庸之道”的哲学思想,崇尚“中和之美”的审美标准,追求“和谐为美”的审美理想。

和谐为美是中华民族美学传统中的核心思想。它指导并制约着艺术实践,培养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人们所追求的美的理想境界是和谐。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学派是我国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派之一,他们在继承这种传统思想的同时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和发展。在哲学上讲求“中庸之道”,提出“中庸”的思想作为立身修行、做事为人的最高准则。在美学上追求“中和之美”,认为“中和”之美的最高境界,是恰当、和谐、统一之意。儒家承传的“和谐为美”概括了深刻的审美理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构成和谐完美的艺术境界,具有最高的审美价值。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中和之美”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功利价值,认为文学作品能够产生“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达到劝善惩恶,补察时政的目的,注重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因此,袁昌英在选择创作题材时,就体现出鲜明的道德意识和教化倾向。当“五四”的晨风把人们从沉睡中吹醒,大力提倡思想解放、婚姻自由的时候,她敏锐地看到在这股势不可挡的主潮之外,还有一股支流,这就是封建制度的解体,传统礼教的松动,外来思想的侵入,带来了道德、文化的混乱。这种认识使得袁昌英站在东西文化的交汇口上,主张将新思想融化于传统文化的美德中。因此,袁昌英的戏剧作品大部分以中国妇女的婚恋伦理道德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在其西化的表现形式之下,她推崇的是“克己方正”这一极富中国传统美德的价值观。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中和之美”的“美”是文质的有机统一,不失之任何一方。“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p11)只有文质并茂,充实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配合适当,和谐统一,才是上乘之作,才是尽善尽美的艺术。因而,袁昌英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如水之于鱼,躯体之于精神一样,是片刻不能分割的。其作品用优美、诗意的语言,细腻、真挚的情感,使那些在我们庸常世界里平凡、坚硬、沉默的事物在流经她诗性的笔端后,便自然而然透露出一种诗性的气质,变得柔软超脱感性。“东方的艺术……是用种种极简单而又极相称的方法,来烘托出宇宙的美,山林的诗意,水泽的微情的。”[3](p268)即使一座陵园也能感受到“是性灵深处发扬出来的!这个音节是喜悦的、飘然的、活跃的,……在北平建筑物前所感受的音节是沉毅的、雄浑的、深思的。……我们不能称彼美于此或此优于彼,只是种类不同而已。”[3](p238)

在艺术风格上,“中和之美”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强调诗歌在抒情言志时不能放荡过度,毫无节制,必须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美的应该是适度、恰当的。袁昌英认为“悲剧与喜剧是我们人类生活的经纬线,要做人总逃不掉它们的。”[4](p96)因此,她提倡“眼泪与微笑杂然毕露”,[4](p96)主张“又不是快乐又不是忧愁,要令人特别辛酸,然而又特别愉畅”。[4](p96)她将这种创作思想融入戏剧创作中,使剧作形成悲喜剧混合体。《孔雀东南飞》、《人之道》都是悲剧,而《人之道》却在悲剧的惨雾里也有几点喜剧的萤火。《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结婚前一吻》,则主要是喜剧,不过,其中也偶或有悲剧的因素。在剧作里,欢快、幽默、诙谐往往和悲痛、庄重、深沉统一在一起;重要的问题,严肃的主题,往往在嬉笑的气氛、轻松的口吻中表现出来,把凝重的东西轻松化,寓教于乐,嬉笑之间,催人思索。

由此我们看到袁昌英追求的审美理想是“和谐之美”,遵循的价值判断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在对美的追求上,她追求文与道、内容与完美形式的统一;在情感的表现与抒发上,她要求情感与社会伦理道德相统一,由理性所控制,是节制的。

二、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与借鉴

袁昌英曾两度留学英国、法国,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对西方文化、西方文学都有广泛的涉猎,对于西方戏剧有着深厚的造诣。留学英国再加上中国诗文化的影响,袁昌英对莎士比亚戏剧非常痴迷。在英国学习期间,她受到“莎士比亚热”的影响,对莎剧入迷,整天看莎剧、研究莎剧,还念念有词地诵背莎剧,后来她的弟弟袁昌雄先生回忆:“拉丁文是姐姐的专长,英国文学也很深人。她常常在黑暗房内高声背诵莎士比亚剧作,音调舞台味很重,也很准。她乐此不疲。”[5](p176)

袁昌英学成回国后,在学校讲授有关莎士比亚戏剧的课程,并先后撰写了大量介绍莎士比亚的文章,为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进行积极的宣传。三十年代发表的《莎士比亚的幽默》是一篇17000多字的长篇论文。在文中,她将文学分析与文化分析结合起来。从“幽默”一词的涵义提出,对幽默的含义进行广泛地探讨。然后,以莎士比亚的五个剧本为例,逐一具体地分析了莎士比亚对幽默的运用。在这里,袁昌英把英国民族的幽默性与文学创作相联系,分析莎士比亚戏剧的幽默归功于莎士比亚与生俱来的民族幽默的天性,莎士比亚将这种民族的幽默性充分体现在他的戏剧作品中,使他笔下的人物生动鲜活。

这一时期袁昌英发表的另一篇著名莎学论文《歇洛克》,运用精神分析学把夏洛克人物性格与民族性结合起来,探讨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心象。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夏洛克这个人物的认识一直有不同的理解,然而,袁昌英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归为喜剧人物或悲剧人物,而是深入夏洛克的心灵深处,探讨出夏洛克复杂性格的形成与深受歧视和凌辱的犹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由于犹太人长期受到压迫从而造成的整个民族的仇恨心理。这两篇学术论作是我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从理论角度分析莎剧的重要论文,具有深刻和独特的见解。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袁昌英的剧作中发现莎士比亚作品在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上对她的影响。莎士比亚的喜剧主要是表现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歌颂爱情和友谊,宣扬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创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新女性形象。同样,在袁昌英的作品中,也塑造了一批闪烁着“五四”思想光芒的新女性形象,她们呼唤人性、追求自由、与旧的封建礼教抗争。

三、精神分析学说的接受与运用

早在“五四”后,袁昌英就已接受并开始介绍精神分析学说。她认为通过对梦的解释、分析,可以了解真正的自我———“闻其梦从而解析之,则是洞悉其人之真我”;[6](p17)进而在三个方面肯定了精神分析学说释梦的积极作用:首先,从个人方面说,人想要争取一种完满而有条理的生活,就不要忘记和违反天性,而应该是服务于社会人类,像这样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梦想而来的———“人之欲圆一种完善而有条理之生活,令勿反其天性忘怀,而服务于社会人类者,其亦多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