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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诞生”的名义开始了解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然而，徐迟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迈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总是经历着众多波折、反复。在迟疑之际，徐迟和马思聪一起获得毛泽东的接见，大众诗学道路上的初探获得权力中心的首肯，徐迟在欣喜之余，也逐渐开始剔除其思想上、创作上的现代派残余，就此，转变最终完成，马克思主义阵营取得了最终胜利。

一、从“近朱者赤”到“奥伏赫变”

1938 年，女儿徐律降生，徐迟在兵荒马乱之中仓促做起了父亲。尽管一直以来的乐观精神使他对当下的慌乱作出了最明媚的想象，但家乡沦陷、置身孤岛、挈妇将雏的窘境很快打破了他“春天总会来到，不能不播下一些种子”①的幻想，
最终，在好友戴望舒的劝说下举家迁往香港。流亡异地，举目无亲，但周围友人云集也不能不称之为流亡时代的一件幸事。戴望舒、穆时英、路易士等现代派好友相伴左右，昔日的下午茶活动也如火如荼的开展，但徐迟却对这样的生活甚感无聊与烦闷，终于，“变化隐隐约约地在到来了”②。1939 年三月初，徐迟被《时事晚报》的几篇社论惊艳，并在叶灵凤的介绍下，认识了社论的作者乔木（乔冠华），冥冥之中开启了他一生的转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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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徐迟四十年代转变的代价与意义 ................................ 53

第一节未完成的现代主义道路 ..................................... 54

第二节诗学思考成果 ............................................. 60

第三节由幻灭走向毁灭 ........................................... 66

第三章  徐迟四十年代转变的代价与意义

第一节   未完成的现代主义道路

李欧梵在其《现代性的追求》一书中，以现代性的追求与否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创造性地分为两个阶段，先是 1895—1927 的追求现代性之路，后是 1927—1949 的走上革命之路，即背弃现代性的道路。他认为，此种背离现代性的转向道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压抑了城市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徐迟的道路选择如出一辙，作为现代派的代表性人物，成长中的徐迟是可以拥有扛起中国现代主义大旗的可能性的，显然四十年代的转向完全压抑了此种可能性，这种向大众诗学的妥协不仅是其个人现代性追求上的损失，亦是整个现代文学史上未能完成的遗憾。

一、历史轴承上的现代性概念

人文学科中的“现代性”概念一直以来涵义丰富，争议不断。“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①这种悬而未决的彷徨困境无论西方、东方皆是普泛性的。尽管在现代性的定义上缺乏明晰的论断，但其作为一种时间轴上的概念，凭借崭新的姿态有别于过往古典范式的认同，在这一点上是鲜少争议的。无论西方推崇的“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②论调，还是中国学术界认可的“‘现代性’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时间观念的产物，它是对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超越和改造，是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召唤和创造”③观点，都可见时间因素与现代性内涵的紧密关联。因而，我们可大胆论断现代性是浩瀚的历史进程中无法阻挡的进化产物，永久地面临着新与旧的冲突，正如先锋文学一经诞生便濒临死亡的困境，现代性探究也只能从历史轮轴转动的某一环节入手，做相对性的阐释。以这样的眼光切入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不难发现所谓的三十年文学史之现代精神，正是相较于五四文学革命推翻的旧文学观念而言的。旧文学惯用文言，无视小说地位，忽视个体精神的呈现，注重文学的政治功用，
而新文学则掀起白话文运动，以创作实践开拓小说疆域，在文学理念上也不断更新，或“为人生”、或“为艺术”等口号的涌现显然已不同于旧时为政治所用的士大夫文学做派，这番革新与努力正是李欧梵先生所谓的追求现代性的初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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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939 年，徐迟在《顶点》第一期上发表了著名的放逐抒情宣言，宣言中他以新的时代精神为依托力陈放逐抒情之举的急切与紧迫，表达了自己誓与时代精神共进退的决心。次年，在周遭好友的感染和影响下，徐迟在舍弃现代派信仰的同时接受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上对现代派的背离体现在徐迟的创作中亦是鲜明的，创作前期个人隐秘情感的宣泄主题迅速为更宏大的家国主题代替，诗歌中对战争场景的描摹成为后期不容忽视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表现方式上，现代派时期对奇特结构和繁复意象的执着以及对朦胧诗美的追求，在人民本位观念的影响下退化为创作须通俗易懂，须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单一要求。在过渡时代里，共产主义信仰将徐迟幼年时代即萌生的英雄情结点燃，这由现代派向大众诗派的流转不仅是徐迟个人的选择，更是一个时代喧嚣与骚动的缩影。同样的在四十年代背景之下，徐迟转变的主要方面以及生成这一转变的诱导机制，于徐迟的同代人而言亦是具有共通之处的。从这一层面来说，徐迟的研究是颇具普泛性意义的。由徐迟这一创作个体切入置身时代洪流中的创作群体，考量他们在时代需要与个体欲求间的挣扎与选择，观察在大众化趋势与艺术追求之间的抉择，进而思索时代对“一时之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过渡时代的应激反应，追问文学与政治的恰当距离、知识分子在文学功利化的年代里如何自处的难题。笔者以为，徐迟四十年代的转变研究是可以承载起上述文学命题的。

徐迟四十年代的转变一方面极具象征意味，代表了部分创作主体置身过渡时代的抉择，即在全国范围内的战乱背景下，向家国主题、通俗化趋势积极靠拢的趋势。另一方面，徐迟的转变又是极具个人化色彩的。就诱导机制而言，童年时代父亲的早逝以及父亲英雄魂灵的长期砥砺，可谓徐迟走向转变之路的根本性诱因，时代动乱、共产主义阵营的拉拢不过是为诗人自小以父辈为榜样的英雄幻梦提供了得以实现舞台。就转变的具体呈现而言，徐迟四十年代的转向亦不失其特殊性。在徐迟从现代派到大众诗派的阵营更迭中，充满了“否定之否定”的反复性特点，诗人舍弃抒情又向往抒情，背离现代诗派又难掩纯诗情怀，这些前进路途上的曲折、迂回在徐迟《二十岁人》的新旧序言、1943—1945 年的小说创作以及断断续续的文论写作中皆有体现。对比芦焚所形容的文坛境况——“这时期诗的主要作用在于传达抗战的任务，诗人是号手，是尖兵，是为祖国战斗的站在最前排的战士”①，徐迟的犹疑与徘徊显然呈现出不同于一般前进作家的特质。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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