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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塞尔的著作《逻辑研究》中,他对意向性问题的探讨是从表达入手的。胡塞尔注意到,我们通常作出一个表达的时候,我们的意向行为是通过意向内容指向对象的。一切意识活动都是以对象化的意识活动为基础的。在意识行为中,有意义赋予或意义意向的行为,这只能让我们获得抽象的意识内容。除此之外还有意义充实的行为。这种行为使认识的对象更形象化地呈现出来。[1]在诗歌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的翻译活动也属于一种意识活动。这种翻译活动同样也具备意识意向性活动的条件。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意识活动中,就成为意识活动的主体。译者的意识活动有着明确的对象性,即诗歌原文。这种翻译活动也就是一种意向性活动,因为它总是相关于某物即原文的意识活动。但是翻译主体在面对同一个指称对象(原文)的时候,因个体审美意向的差异,对相同的指称对象却产生不同意向内容。

到目前为止红楼梦全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合译本,另一种为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翻译。本文就以《红楼梦·桃花行》的两种译本作比较研究。《桃花行》一诗出现于《红楼梦》第七十回。时逢初春时节,大观园群芳又萌动了诗兴,商量作诗,把宝玉找去商量。宝玉去后,大家正在欣赏黛玉作的《桃花行》这首诗。这首诗共34句,风格上模仿“初唐体”七言歌行,抒情淋漓尽致。林黛玉以花自喻,借咏花来伤悼自己。她用如泣如诉的笔调,人花反复对比的手法,哀哀地抒发她抑郁心底的忧伤和悲愤。诗中,她羡慕桃花恣情享受明媚的春光,表达了她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对隔断春天消息的“帘栊”的痛恨,和她那“泪干春尽花憔悴”的哀伤,反映出她对封建传统势力的反抗和抗议。全诗充满一片忧伤、失望的情绪。诗中既有实境的描写,又有由实境产生的审美想象空间。虚实相生,情景交融,韵味无穷。但是翻译主体在面对同一个指称对象(原文)的时候,因个体审美意向的差异,对相同的指称对象充实了不同的意义,所得出的译文就不尽相同。

一、突显意向翻译主体

根据翻译对象(原文)对其进行意向性充实,使得这一对象表现的内容在译文中得到放大,这种意向就是“突显意向”[2]。纵观全诗,“桃花”这个词在全诗中意义非凡。中国古诗中,有关“桃花”一词的诗句俯拾即是。例如《诗经》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类诗借桃花来咏叹生命的美丽。同时还有另一类描写桃花的诗句,如孟郊的《杂怨三首》 “夭桃花薄暮,游女红粉故。树有百年花,人无一定颜。花送人老尽,人悲花自闲。”这类则借桃花来表达女性的情感与红颜薄命。

显然,作者把中国古代文人对桃花意象的双重文化意味溶于《桃花行》之中,使原诗充分反映出林黛玉对生命充满最热烈的渴望,以及命薄如花的可悲命运。由此,“桃花”这一文化意象词的翻译显得尤为重要。原诗正文中,有20处出现了“桃花”或“花”。杨宪益的译文中有16处,主要用词有peach - blossom, blossoms, peach, flowers, los-soming boughs, blooms, petals。在霍克斯的译文中有18处,主要用词有peach pink the tender flow-ers, tree - flowers, flowery forms, flowers, peachtrees, peach flowers, petals。在诗中的前两句“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中,霍译把“桃花”译成Peach pinkthe tender flowers。译者使用pink一词来修辞peach,就突显了桃花的视觉感知。译者通过增加视觉感知来完成其意向性施意行为,使桃花这一内容的表达更富有色彩感。tender一词更是突显出桃花娇艳美丽。pink和tender两词从视觉和触觉两方面,突显出桃花之美。相比之下,杨译本只是用peach- blossom,就没有表现出这种突显意向。由此可以看出,霍克斯明显注意到桃花这一文化意向在中国古诗中所含的韵味,故而把它突显出来,带给中外读者美的享受。

二、显性意向在前文已经提到,林黛玉自喻桃花,写下了《桃花行》。在霍译本中“帘外桃花帘内人”的“人”翻译成lady-flower,这样就把原诗作者的意图写进了译文中,也把林黛玉脱俗美丽和命薄如桃花的象征性写照彰显出来。这样一来,就增加了文本的信息量,没有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也把“天机”泄露了,诗性也就淡了。

三、内指意向在意识意向性活动中,意向的指向性需要主体的参与。在诗歌翻译中,这个主体即是翻译主体。而在“内指意向”中,翻译主体也参与到原诗中去感受,并且希望借由译文把自己的感受传达出来。这样的话,在译文中,就可以感受到翻译主体的内心世界,也可以看出原诗在翻译主体的内心反应以及影响。霍克斯将“隔帘消息风吹透” “风透湘帘花满庭”这两句中的“风”拟人化,译成了anxiouswind。“风”像人一样,焦急不安,懂得帘外桃花的心思。在原诗中作者没有言明的意思,译者通过自己读诗的感受和内心体验,把“风”急于将桃花的心思传递给帘中人的心情写入译文中。在解读原诗进行内心建构自己感受的过程中, anx-ious一词就成了译者内心的内指意向载体。而这在杨译本中,只是用gentle breezes简单地突出物象。

四、误指意向主体的意识、意向对象以及意向行为三者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主体的意识作用于意向对象时,会因为主体个体审美差异和审美知识的不同,反映出不同的意向内容。在这些意向内容中,有些是与意向对象产生极大偏差的,也就是说出现了误指。这种误指意向对象的现象就是误指意向。“雾裹烟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这句话的翻译,杨译本是“These myriad trees enwrappedin mist Cast a rosy glow, as if of warmth, on herscreen.”

霍译本是

“A thousand trees, ten thousandtrees, crowding close together, Walls and buildingseverywhere in a red mist smother.”

对比两个译本,前半句的翻译基本上差不多,可后半句就有很大的不同。原诗的意思是千万株桃树被晓雾笼罩,楼房都被烘染得红绿模糊。在霍译本,这样的意境已经达到了。杨译本中,译者认为烘染得红绿模糊的是screen。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误指,把楼房译成了屏风。全诗的最后一句“寂寞帘栊空月痕”,作者的本意是寂寞的窗帘映照着清凉月光的痕迹。杨译是https://www.51lunwen.org/translation/ “Only faintmoonlight falls on the lonely blind.”霍译是“And moonlight steals through the casementand dapples the silentwalls.”对照一看,就会发现“空月痕”在两种译文中映照的位置不同。杨译的“空月痕”是映照在“寂寞帘栊”上,霍译则是映照在寂寞的墙上。 “寂寞帘栊”和“空月痕”之间存在逻辑关系,杨译用“falls on”把它显现出来,而霍克斯没有注意到这种逻辑关系,误指在了“walls”。

参考文献:

[1]高秉江.胡塞尔与西方主体主义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2]刘华文.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