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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主要哲学家，他所创立的墨学在秦汉之前是和儒家齐名的显学。记录其思想和观点的《墨子》一书涵盖的学科范围甚广，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不多见。由于多种原因，比起我国其他经典，如《道德经》《庄子》和《论语》等，《墨子》的英译本数量并不多。但早在 19 世纪，西方汉学界就已经开始对《墨子》进行翻译和研究了。据笔者检索统计，至 2012 年底，已经出版的《墨子》各类英译版本达 12 个，其中包含 3 个全译本。此外还有一定数量《墨子》英译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本文试图梳理和评析不同时期《墨子》英译本及其影响，以求教于译界同仁。

一、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墨子》英译概况

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墨子》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1861 年由香港伦敦传道会印刷所出版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中，英国圣公会牧师理雅各(James Legge)就曾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杨墨学说，并且还翻译了“兼爱”（上、中、下）三篇，其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希望通过比附墨子的“兼爱”来宣扬基督博爱的道理。由于理雅各在翻译时坚持以保持原文特色为主要目的，大部分译文对于缺乏中国传统典籍文化知识背景的西方读者来说，显得晦涩难懂。因此，其关于《墨子》部分篇章的翻译，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191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适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逻辑方法之发展》(https://www.51lunwen.org/transl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Method in Ancient China)，此书遂成为中国学者向西方介绍墨学的最早的英文著作之一。但也有学者认为，他在书中的“大胆的假设”并没有经过“小心的求证”[1](113)，将《墨子》中“墨经”部分归为“别墨”所作，这一观点在墨学研究历史上一直存有争议。1927 年，中国留美学者梅贻宝(Y. P. Mei)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题为 Motse, the Neglected Rival ofConfucius（《墨子：一位被人忽视却与孔子匹敌的对手》）的博士论文，除“墨经”和有关军事的部分，他在论文中翻译了现存《墨子》 53 篇中的 36 篇，这部分译文于 1929 年在伦敦普罗赛因出版社单独出版，其书名为《墨子的伦理及政治论著》(The Ethical andPolitical Works of Motse)。梅贻宝的翻译以清代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为底本，紧扣原文且注释详实，译文质量较高。他认为不翻译“墨经”和有关军事部分的篇章的主要原因是，前者的作者身份尚待考证，而后者则与阐释墨子思想关系不大。翻译时，梅贻宝还比对了福尔克的德文译本，并在其译本前言中指出福尔克译文的不足：“But on certain points, especially in hisintroductory essay, we have to disagree with hisauthority.[2](xii)（但在一些特定的观点上，尤其是出现在其介绍性文章部分的观点，我们对其权威性持不同意见。）”至于译文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梅贻宝也在序言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During the course of our work we have often had toface the dilemma between preserving the native colourand express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uthor andemploying modern idiomatic English. For evidentreasons our decision has usually been for the former,sometimes, perhaps, at the expense of the latter. But westill hope we have succeeded in presenting the work inintelligible English.[2](xii)（在翻译过程中，笔者总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况，即在译文中是保留原文色彩与古代原作的表达方式，还是采用现代地道英文表述。很明显，我们决定选择前者，有时或许还牺牲后者。但我们仍希望能成功地用明晰的英文表达展现原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梅贻宝主要采用的是异化的翻译方法，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存中国的语风和墨子原文的特色。其译文的读者类型，定位为具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基础，能够结合译文下的注释自行比对不同文本，并就所涉及的内容进行扩展性阅读，尽可能理解原文意思的英美人士。至今，中西方汉学界仍普遍认为，梅贻宝的译文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并且是研究《墨子》英译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的译本对后来的《墨子》英译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其后所产生的很多研究《墨子》的英文文献和英译本中都可以找到关于对梅贻宝译本的论述和评价，如华兹生就曾在其译著《墨子选译》中提到梅贻宝对其翻译《墨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I am particularlyindebted to the last for many valuable suggestions onhow to render Mo Tzu in English.[3](17)”（我尤其感谢后者为我如何将《墨子》译成英文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分学者在研究《墨子》的同时，选择性地翻译了少部分《墨子》的篇章，如美国汉学家布德(Derk Bodde)在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一书时节译了“兼爱”“天志”和“明鬼”篇中的部分段落，以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哈罗德·H·罗利(Harold H.Rowley)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哲学家墨翟》(The ChinesePhilosopher Mo Ti)的文章等。总体而言，这时期《墨子》英译有三个特点：第一、西方汉学界对《墨子》研究还不系统，还处在浅层次的介绍阶段，出于研究角度、文化背景和知识储备等因素。除梅贻宝的节译本和博士论文外，《墨子》英译成果多以片段的形式作为墨子思想研究的副产品零星散见于少量的文献中；第二、译者多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由于缺乏对原文本意思的深入理解，多数译文往往容易产生歧义，难以准确传递出原文的信息，部分译文中存在误译和漏译的情况；第三、汉学界对《墨子》的研究价值已经认可，一些译本对后人研究和英译《墨子》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二、20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末的《墨子》英译进展

1963 年，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在纽约哥伦比亚出版社出版了《墨子选译》(Basic Writingsof Mo Tzu)，并于 2003 年再版。他的译文是继梅贻宝译本之后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墨子》节译本，不仅成为中西方学者翻译和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还被多所西方高校选作汉学研究课程的教材内容。其译文涵盖了《墨子》现存 53 章中的精华部分，即“尚贤”（上）、“尚同”（下）、“兼爱”（下）、“非攻”（上）、“非攻”（下）等 13 个章节。从节选翻译篇章的内容上看，他认为尽管每个章节下的篇章在用词、立意和内容上存在区别，但核心意思基本一致，加之文本在保存和流传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缺失的情况，所选择翻译的部分仅有六章是完整的，因此，他尽量只选择一个章节中的一篇进行翻译。华兹生的译文多采用解释性翻译和归化翻译方法，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既高雅庄重，也平实易懂，译文受众既包括研究汉学的英美学者，也兼顾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西方普通读者。从华兹生译文的句型和用词来看，其译文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交际性和普及性特点，以“非乐”（上）中的第一句“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例，他采用了“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benevolent manto seek to promote ”[3](110)这一结构简单，且大众容易接受的口语句式，在用词方面，他也选用了一些常用词和词组，如“harmful”“carry out”和“give ease”等，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