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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其所指称的事物之间本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什么话语表示什么意思完全是约定俗成的。但由于人际交往融洽感情的需要或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以及出于避讳、恐惧等心理,人们把某些灾祸的发生误以为是人类自身说话不注意而招致的,于是委婉语应运而生。做生意的人最怕“蚀本”,所以忌说“蚀”以及谐音的“舌”字;桑蚕业的人最怕蚕“瘟”,所以忌说“瘟”、“温”等字,而把“温度表”说成“寒暑表”;摆渡的人为其后代取名时用“安”代替“沉”,谈及“帆”(翻)用“蓬子”代替,而在船上姓陈的人要说自己姓“耳东”,“帆布”要说“抹布”。冯梦龙所著《笑府》中更是有一则关于委婉语的笑话:一仆人陪主人赶考途中,不小心把箱子掉在地上,就随口叫了一声:“哎呀,箱子落地啦!”主人听到“落地”二字十分恼火,厉声呵斥仆人以后要将“落地”一律改说“及地”。仆人诚惶诚恐边收拾散落的东西边回答说:“是喽,以后不再及地了。”

由此可知,委婉语就是避免直接涉及所指的事物,在表面上将使用的语言与真实所指的事物拉开一定距离,距离越大越显委婉,但并非无限制地拉大,这种距离应不超出在正常语境中能让人通过联想或推断来理解这个语言代码的真实所指的限度。例如,说一个身患小儿麻痹症的人“身体不太好”,也确实够委婉了,但别人不明白你的所指。如果这时你说他“腿脚不方便”则容易领会多了。可见,委婉语具有语言表达的含蓄性、间接性,但又必须与所表述事物具有相关性,属于语言交际中的一个较高的层次,容易导致跨文化交际发生障碍。在跨文化交际中委婉语的运用是客观存在的。委婉语是每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的普遍的语言现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和平时代人际交往的需要,无论是委婉语的数量,还是委婉语运用的频率都呈增长趋势。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难免会接触到关于年龄、伤病、性等比较敏感的话题,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表情达意才不致于使交际陷于尴尬的局面,又能传达出自己的原意,就值得交际者斟酌一番了。在这种情况下,直言不讳带有一定的刺激性,而使用委婉语往往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表达效果。如:

(1)批评。如果快人快语地数落某人的不是,难免引起对方的抵触情绪,而使用委婉语则可减轻当事人的心理压力。

(2)拒绝。要是一开口就说“不”字,恐怕也是会伤人自尊的吧?

(3)谈及伤病和死亡。若是口无遮拦,则会令当事人或其亲属更加伤心。

(4)外交抗议。倘若毫不掩饰,气势汹汹,只会加剧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又从何谈起呢?

不同语言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委婉语必然存在差异。委婉语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但汉语与英语是两种各自独立的语言系统,因而汉英委婉语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体制、价值观念迥异,所以各种语言又有着各自的特点,鲜明地显露出各个民族思维深处的文化积淀。

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必然也会在委婉语中有所反映。例如中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忌讳谈自己的年龄、婚姻、经济状况等,英语中有关妇女解放、吸毒、酗酒方面的委婉语比汉语多;汉语中有关称谓的委婉语较多,而英语中有关宗教的委婉语较多。汉英委婉语的这种差异,又称作委婉语的民族性。由于国际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需要,在跨文化交际中如何克服这种客观的差异性,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以下笔者将分别讨论语境和情感对汉英委婉语的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前者涉及到确定委婉语的语义问题,即如何“达意”,后者涉及到委婉语所传递的情感色彩问题,即如何“表情”。

2.语境对汉英委婉语的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从符号学及信息论的角度提出的信息交流模式认为,语言交际的过程实际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如下所示:

可见,一个单向交际就是指在一定的语境下,说话者将自己想表述的信息和语言代码转化成言语形式(话语);受话者在听到话语后,利用语言代码和语境知识对所接受到的话语进行解读。因此,语境是传递和理解话语的重要基础。委婉语具有含蓄婉转的特点,作为语言信号,在产生和传递过程中,必然要经过较为复杂曲折的转化过程,其深层的、潜在的意义,则更需要借助具体的语境来对言语信息进行解读,受话者如果仅从言语形式本身入手,则往往无法推测出说话人的真实意图。“了解,即揭示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靠超语言因素(广义语境知识),也就是说‘收讯人’靠这些超语言因素获得的信息,并不亚于靠语言因素获得的信息。”[1]

委婉语的跨文化交际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实现对寓意的复位,其难易程度与委婉语在外延和内涵上和直言语的差异大小有直接的关系;而语境给人们提供辨识线索和信息,是人们是否能充分解读委婉语的重要条件。如前面谈到的关于“落地”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因“落地”音同“落第”,感到不吉利,才要仆人改成“及地”,为的是取“及第”之意,不料仆人未能联系主人正在赴京赶考的具体情况,体会其苦心,接着又说“不及地”,实在是大大的晦气了。所谓的委婉就是一种隐含性的表达方式,它所要表达的并非是话语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在具体语境中的一种言外之意,它依托于语境而存在,也随着语境的变化而灵活多变,但也不无轨迹可寻。“语境对理解语篇语义具有重大作用,一向受语义学家、语用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和认知学家所关注。”[2]

Martin & Ring-ham (2000)在《符号学辞典》中给语境下的定义是“语境一词指在任何特定的所指单位之前的或伴随该单位的语篇、语义赖之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的语境,可以是清晰的、隐蔽的、或情景的”。“所指单位之前”的语境存在于语言内部,相当于“上下文”,而“伴随该单位的”语境相当于“互文”(co-text)。下面我们将探讨影响委婉语跨文化交际的三大语境:时间、参与者和情境。

(1)时间委婉语呈动态变化状况,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委婉语产生。有的委婉语广为流传,经久不衰,显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而有些委婉语则鲜为人知,直至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委婉语自始至终在“新陈代谢”,委婉语的涵义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一成不变的委婉语是不存在的。以“梅毒”一词为例, 19世纪在西方国家“梅毒”是用来婉称“社会病”(social disease),如今便用来婉指“爱滋病”。[3]

此外,笔者对大量的相关资料进行调查分析后认为:在年长的人群中,大多数人认为“梅毒”一词是委婉语;而大多数年青人则认为“梅毒”并非委婉语。某些旧的委婉语由于使用时间过长、使用频率过高,其委婉色彩逐渐淡化,委婉效果不甚明显,随即被新的委婉语所取代。如“大便”、“小便”在被创造出来时有委婉之意,指称“拉屎”、“撒尿”,但如今已被视为不雅之词,常常被“方便”、“一号”、“二号”或是“大号”、“小号”所代替了。其次,原来不需要委婉的事物、现象,随着人们认识的改变或由于其优势的弱化,也被列入委婉的范围。例如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人阶级成了领导阶级,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思想意识里是以当“工人”为荣的。但随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提出之后,那些高收入的人群抖擞开了,当“工人”不再是“香馍馍”了,甚至与“穷”字联系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蓝领”的婉称。再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深入,原来需要委婉的事物现在往往可以直言不讳了。如皇帝、官员、长辈的名字不能直称,从前为避秦始皇“嬴政”的名讳,“正(zhèng)月”就被改称“正(zhēng)月”,清朝的刘伯叟,因其父名字中带“乐”,竟终生不听“乐(yuè)”!而今天对于称谓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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