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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缤( 又名杨刚) ，20 世纪 30 年代起积极投身革命工作，为北方“左联”的组织人之一，她认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曾应斯诺邀请协助编译《活的中国》，并长期为《大公报·文艺》工作( 杨刚，1984: 580 －583) 。她翻译的《傲慢与偏见》( 1935) 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在既有研究中，有学者考察了意识形态对选材和翻译策略的操控( 孙晓蓉，2010: 70 －72) ，还有的从原文意境再现和意义准确性两方面比较了杨缤译本和孙致礼译本的差异( 农舒淋，2011: 30 － 31) 。笔者认为还可以从女性成长小说这一具体文类视角加以探讨。半个世纪以来，翻译研究广纳语言学、文艺学、文化学、哲学等领域的成果，出现了许多新方法( Gentzler，2004; Bass-nett，2010: 1 － 20) ，但很少有人采用具体文类视角来考察翻译。如在小说翻译研究的文类划分上，一般止步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等宽泛的文类层，没有进一步细化①; 在语言分析对象上，往往选取文本的首段、前几段，或根据某种语言、文化因素，或针对误译来选择相关片段。本文试采用女性成长小说视角，对该译本进行探讨。女性成长小说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下引起重视的小说次类型; 很多由女作家书写女主人公成长主题的小说，被女性主义文评家挖掘和分析，以建立成长小说的女性传统( Fuderer，1990) 。对它的界定，一般随着文本及其历史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共同点是，多聚焦于女主人公成长主线的特征。因此，我们也可以针对具体文本，梳理出女主人公的成长主线，并以该主线为依据来选择原文段落和与它对应的译文，分析原文的文体特征及其表达的成长主题意义，考察它们在译文里的再现。除了译文本身，译本一般还包括环绕译文的序、前言、插图等副文本信息，所以也有必要探讨副文本信息发出者对女性成长主题或至少是女性主题的关注。当然，从这一文类视角切入的研究，只是众多方法之一，不同方法各有研究对象、重点、立场、长处和局限性，它们共存互补，对翻译展开多方位的研究。下面就从女性成长小说视角出发，借鉴副文本理论和文体学相关方法，联系社会女性意识语境，探讨杨缤译本的内外副文本信息所体现的女性( 成长) 主题，分析译文如何通过特定的翻译选择来再现女主人公的成长主线，考察翻译副文本、翻译策略与宏观历史语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2．社会女性意识语境

杨缤翻译《傲慢与偏见》时，社会女性意识正处于进一步觉醒之中，集中表现为对妇女解放问题探讨的积极深入。早在清末，戒缠足、兴女学、男女平等就已成为社会上人们呼吁的主题，民国初年也有人进一步提出了女子参政权之类要求( 徐辉琪等，1991) ，而经过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上对女性教育平等的关注有了新动向。粱华兰指出，女子和男子一样也能接受大学教育、获得学位及享有尊荣与权利，以实现“教育人格之平等”( 粱华兰，1917: 1 － 2) 。社会上对女性婚恋自由的认识也有了进步，不少人探讨女性恋爱、结婚、生育及离婚等问题。高素素视“恋爱”为结婚的“第一要素”，痛斥把物质放在首位的旧式婚姻( 高素素，1917: 1 － 7) 。知独指责包办婚姻、早婚和买卖婚姻，主张婚姻应尊重双方“意志”，实行“一夫一妻制”( 知独，1927: 5 －9) 。社会上对女性参政也有了比较理性和全面的思考( 高一涵，1922: 1 －6) 。我们知道，译者选择“译什么”等问题，受制于审美情趣、历史背景、文化思潮、政治形势等诸多内外因素( 许钧，2002:62 － 69) ，当时的社会女性意识语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杨缤的翻译选择。尽管《傲慢与偏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作品，但它至少是由女作家创作、以女性为首要主人公并围绕女性婚恋题材而展开的文本，尤其是以微妙的语言形式描述了伊丽莎白在婚恋方面经历的成长过程，可见该小说的话题与当时的这一语境相呼应。杨缤将其选为翻译对象，跟语境不无关联。这种关联也可在相关翻译副文本中看到。

3．翻译副文本分析

根据叙述学家杰拉德·热奈特的阐述，“副文本”( para-text) 是指用来加强和伴随文本的文字或其它形式的“产品”，如标题、前言、插图等等，它们“环绕”、“延伸”和呈现文本，以使读者更好地接受和阅读。“内副文本”( peritext) 是指与文本处于同一卷内的原创序言、其他序言等，“外副文本”( epi-text) 则指位于书本之外的公开访谈或私人信函等。外副文本的话语功能并非总是“副文本性质”，作者说的或写的任何东西，都可能有副文本的关联，研究者需从松散的外副文本材料中，寻找与文本相关的信息。副文本信息的发出者通常是作者，也可能是出版商，或是接受他们委托的第三方( Genette，1997: 1 －12，345 － 346) 。在该译本中，副文本信息发出者主要有译者杨缤和校译者吴宓; 内副文本主要有译文之前杨缤的《撷茵奥斯登评传 Jane Austen》( 简称“评传”) 和吴宓的“序”，外副文本则是他们在译本之外的相关话语。这些内外副文本不同程度地与女性( 成长) 主题相连，体现出译者翻译策略和翻译选择的部分原因。杨缤在“评传”中指出作者对生活和情感的写实描述，对“家庭生活、女性兴趣”等方面的取材，尤其是对人物的表现。她认为原作表现了伊丽莎白对威克姆的真正品质、对达西“因感激而把偏见也转化”的认识过程，“解剖”了女主人公的“心理”和“人格”。而对女主人公的婚恋问题、成长转变及心理的关注是女性成长小说的主要特征，也是这一文类研究的主要对象，尽管该文类名称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由文学批评界所提出。在翻译文本之外，以她的短篇小说为例。《肉刑》( 1935) 体现了母职与事业之间的冲突; 《爱香》( 1935) 揭露了社会底层女性的悲苦遭遇; 《翁媳》( 1936) 控诉了男尊女卑观念和不自由的婚姻旧习; 《母难》( 1936) 反映了母职与经济独立之间的冲突; 《生长》( 1943) 则展现了女性在新思想影响下的成长。可见，上述翻译内外副文本都体现了译者对婚姻家庭和女主人公成长经历等女性问题的关注，这类问题正为当时社会激烈争论，因此《傲慢与偏见》的翻译也就呼应了时代的需求。吴宓的“序”与女性( 成长) 话题间接相关。一是隐含了他对女文学家和女译者的关注。他指出，奥斯丁于“烦嚣忙乱之境”，“能成此名作”，吴尔夫夫人“极推许”她，“而以《假我一室》( A Room of One’s Own) 名其书也”。他“喜”杨缤译完且修改此书，乃“重复校阅而序之”。二是重视《傲慢与偏见》对学生的文学教育功用。他希望学生通过“模仿”该作品“造句”的句法结构形式和“委曲表达”“繁密复杂之意思”的语言表达方式，达到“能启发其心灵”的作用。我们知道，句法结构等“语言特征”往往能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心理效果”，并且以这一“心理效果”为桥梁在特定的上下文中产生出“主题意义或美学效果”( 申丹，2004: 152) 。学生通过“模仿”表达主题意义的语言形式，其心灵能够受到一定的启迪。杨缤在翻译中采用直译为主的方法，起到了相应的功效。吴宓的翻译主张和翻译实践主要是意译，但他对杨缤译本的直译方法持特别赞成态度，并在校译中予以了贯彻。在吴宓的翻译外副文本中，他把奥斯丁的该原著和杨缤两册本中译，纳入他“文学与人生”课程的“应读书目”，并认为该小说所选题材，由于其充分的“知识与经验”，可以帮助读者实现“谙悉世事”的文学功用( 吴宓，1993: 8，59 －62) 。他还在讲义中高频率并用男女性别词汇，如“man and woman”、“男或女”、“himself ( or herself) ”( 同上: 10，14，33 等) ; 在其他文章中，他赞赏卢堡华女士的《抗争》“满腔为女子争人格”的态度和举措，但认为抗争止于离婚则是“消极退步”之法( 吴宓，1933) 。以上都反映出吴宓对女性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