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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来自纽芬兰岛的西部海湾。他的灵感、想象都与大海、大自然密切相连。在他的诗作中,可以看见海浪、海鸟、鱼类、崖石、海员、沉船、风暴、死亡、搏斗、牺牲、大自然的力量、神的力量、基督的精神。大海,是大自然威力的象征。它雄伟,但又残酷。它给人们带来威胁、灾难和死亡。因而人们得正视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挑战,勇于搏斗。例2是小说『三国演义』”诸葛亮草船借箭“一回中插入的『大雾垂江赋』。这段文字,说到了长江的源远流长,浩荡壮阔,这好理解。那么,说长江中有那么多的水神水怪,是表现长江的恐怖吗?绝对不是。它不是说长江的恐怖,而是表现它的神奇、粗犷。如果借用法国美学家狄德罗的说法,可以说这样的长江就不再是”生糙的自然“,而是”经过教养的自然“;不是”平静的自然“,而是”动荡的自然“。长江在这里放射出一种英雄气魄,跟诸葛亮等三国英雄们的豪气互为映照。例1中的大海和例2中的大江都显示出威力无比、浩瀚博大与崇高的形象,而在英汉语中它们的意象却相距甚远。在普拉特的笔下,大海的崇高成了与人敌对的客体,海中的物类是恐怖的象征;在『大雾垂江赋『中,大江的崇高给人以乐的感受,江中的水怪是大自然和谐的本源。那么何以如此呢?英诗中将大海作为与人敌对的崇高客体,是因为其与未知自然相连。突出的是痛感,引起的是可怖性。我们知道,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领域中的研究表明:在古代使用印欧语系的人们,有些生活在一个山呼海啸、动荡不定、气候恶劣的海洋性环境中,有些生活在干燥广阔的草原上,到处游牧迁徙,他们更多地领略了大自然的暴戾无常、云谲波诡、变幻不定的一面,自然条件严酷,人在生存斗争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需要对客观世界作冷静的认识和分析。自然的压力造成了人对自然的敌视和对立,形成了主客体分离的心态,埋下了民族文化的基因:天人对立的二元观念,主张认识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正如美国诗人惠特曼所描述的:one ofthose superb little schooner yachts I had often seen lying an-chor.d, rocking so jauntily, in the waters around NewYork, or up Long Island sound-nowflying uncontroll.d withtorn sails and broken spars through the wild sleet and windsand waves of the night. On the deck was a slender, slight,beautiful figure, a dimman, apparently enjoying all the ter-ror, the murk, and the dislocation ofwhich he was the cen-tre and the victim.(一条我时常看见的那种华丽的小帆船,经常停泊在纽约周围的海上或长岛海峡上扬扬得意的摇摆着，如今帆破橹断,在狂风暴霰海浪冲天的夜里失去控制地飞驰。甲板上站着一个峭瘦,细小而美丽的人物,一个朦胧的身影,显然在欣赏所有的恐怖,黑暗和风险,而自己却站在风险中间就要为风险所卷没)。因此,英语山水诗中所表现的思辩精神，对于大自然的真谛的思索,表现得极为突出,是”上了车祸“为什么偏偏是我碰上了失恋?等等。如此这些荒诞至极。中国文化获取自由的方向却是”退却“。中国文化大一统的等级制度创造了集典章制度、行为规范和思想意识为一体的礼。所以孔子一再用典型的事和人教导人们: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