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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体”的。不过，作家依然渲染着这种气氛，认为“无论人们是否相信与死者进行交流一事，当读者沉浸于小说时，他们还是愿意将这种怀疑悬而不议。我们得相信，通过别人的想象而涉身的世界真的是存在的而且相信叙述者正在，或者已经在我们当中了。”(P．139)那么，究竟谁是小说真正的叙述者呢?是谁一直在诉说呢?这个问题看似滑稽，却成了读者始终追索的焦点。有趣的是，璧璧这个显在的叙述者对大家说：“佛教说死者要在尸体周围盘旋三天而不去，此后再过四十六天才能转生。”(P．142)因此，作家隐藏在璧璧的灵魂叙述之后，巧妙地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描写这些美国人的东方旅程，以近乎超自然的神秘氛围创造了一个似乎真实的现代人的顿悟和心理诊疗过程。虽然情节不同，笔调迥异，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仍然延续了一贯以来的“谭恩美式的治疗神话”。这样，尽管谭恩美这部小说大量涉及 “政治”和现代传媒，她却巧妙地在小说伊始亮出“幽灵写作”的防身面具，在虚虚实实之间，借“别人”的话语进行大胆坦诚地揭示。幽灵写作，这种形式具有心理疗伤的功效，从宗教角度来看，它具有神秘的招灵色彩，而无神论者则认为这种写作方式其实是潜意识的某种外泄。不过，谭恩美的用意似乎已经超出了探究“幽灵写作”意义的范畴，因为她是在进行艺术创造，虚构是她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作家要探究的是：我们究竟从何处得到真理?生活中是否有很多真实的假象和假象的真实?正如作品中人物所言：“当你生命中所有丢失的片断都被发现后，当你用记忆和理性的胶水将它们粘连后，你会发现仍有更多的片断要去发现。”(P．472)当然，多数人会质疑超自然及神秘因素，他们更执意要寻找神秘底下的隐喻，更愿意倾听心灵深处的声音，相信幽灵只是潜伏在生存与死亡、现实和虚拟交界地带的人类自身的潜意识中，只是像心理学家所言：“在弗洛伊德看来，超自然之‘症结’恰恰就是心理分析之内部和外部的一个不确定地带。”@ 那么，在看似荒诞的璧璧亡灵的叙说背后，究竟是谁在诉说，是谁在与读者交流这些生活、历史、艺术的体验和感受呢?作家和她笔下的叙述者有着怎样的距离呢?第一人称叙述者陈璧璧年过六十却孑然一生，她选择单身生活的原因是：“据我观察，当爱的麻醉作用消散后，余下的总是痛苦。”(P．15)另外，璧璧常常觉得自己缺乏情感的冲动，觉得正是因为成长过程中缺失了母爱，失去了最初能填充孩子心灵，教诲爱之欢欣的母亲，自己才会如此寡淡冷静。然而，璧璧却在艺术中寻找到了精神的慰藉，她认为“一幅画能诠释我心灵的声音，我的情感全都在那里…… 自然、自发、真切、自由。”(P．31)从这个声音里，读者听到的是大多数现代人的孤独和心灵的渴望。当旅游团队进入滇藏边界的香格里拉后，璧璧又和大家分享她的观点，她认为真正的“香格里拉”不能成为旅游产业的陈词滥调，它是一种思维状态，一种适度和接受。但是，如果忍让和安静成了政治家驯服民众的信条，那么艺术就具有了颠覆性的力量，它会冲破限制和平静，“没有艺术，我就会淹死在静寂的水下。”(p．44) 正如小说中陈璧璧所言：“可是我就像理解自己一样清楚地体会着别人的感受；他们的情感变成了我自己的。我秘密地参与着他们的心思：他们的动机和渴望，负罪感与后悔，欢乐和恐惧，包括理解他们所言事实的各层含义，以及他们不愿说出的话。这些思想像一群群游弋在我周围的彩色鱼儿，就像人们所说的，他们的真实感受从我这里猛然穿越。”(P．34)作家也自如地穿行在她的人物中间：温迪带着满腔的政治热望来到缅甸，要为人权、民主、言论自由而战斗；哈里和玛莲娜似乎在彼此间找到了爱情……这样的诉说基调使读者越来越靠近那个真诚而孤独的声音，甚至会使人混淆叙述者和作家的距离，觉得那个声音就是来自作家的诉说。“我阅读，为了逃避到一个更有趣的世界去……我爱小说仅仅是因为它们的虚幻性，是因为作家展示魔法的技巧。”(pp．146一l47)谭恩美的创作历来被西方读者认为是逃离喧嚣现代生活的精神抚慰，是遥远的东方给大家开启的心灵栖息地，正如书中所言，“没有电线，电话架线杆，或卫星天线来破坏视觉。”(P． 147)璧璧的朋友也正是冲着佛教的虚幻才前往云南和缅甸的。从这一点看，《拯救溺水鱼》无疑是对《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戏仿，因为它讲述的不啻是现代人一次追求精神治疗的朝圣之旅。璧璧一路的诉说似乎不断在批判并消解现代文明人对于财富、名誉、地位、权力的欲望，让习惯纷繁嘈杂生活的人们学会“到湖边凝视着氤氲的升腾”(P．228)，在青山的倒影里思索自己烦碌的人生。然而，“谁在诉说”的问题再次出现：这样的叙述到底是“灵异”的小说叙事者所为，还是作者借其口所传达的声音。从作品看，谭恩美惯有的创作基调依然在文字底下涌动，她的笔下，东方、佛教都是虚空的载体，不必较真去辨别真伪。她不断通过璧璧的声音在诉说：生活仅仅是幻象，不必执象而求，要学会放弃和放松，生和死的距离也只是一线之隔。在小说中，璧璧及大多数游客总是在描述一些具体的经历之后跳出叙事，让读者逐渐忽略那些不断诉说的声音，因为它们总是来自一个地方，来自作品的终极叙事者，来自作家和读者真诚交流的心灵。有几个偶然的片刻，读者甚至会觉得那些诉说根本就是来自自己的内心，而自己就是溺水的鱼，或者就是那个执意要将鱼从水中救起的“文明人”。叙事者和倾听者的界线不是模糊了是融合为一，而那个似乎身处故事之外的璧璧则忠实地传达着大家的声音，“我们看不到灿烂大自然的99％，因为这同时需要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视域。”(P．252) 正因为缺乏这种双重视域，美国游客才会一厢情愿地同情贫穷地区人们的悲剧，以自己的经验来看待隐居难民在军国主义镇压下的痛苦，并努力给予援助，而他们采用的途径，如传媒报道、新闻曝光、经济资助、教育留学资助等却只成了“拯救溺水鱼”的荒诞行为。因此，究竟是谁在诉说，诉说者是否给得出答案，诉说者是否真有洞察一切的能力? 这些问题，指向了作品更深层的意义：在似乎真实的当地政治局势中，人们在所谓的“拯救”行为中，得到的是什么?除了真实旅游中司空见惯的细节外，更重要的恐怕就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因为极端的文化差异，当地部落民众以为鲁珀特是转世神灵，能施魔法将大家变成隐形人，躲过政府的追击；而被劫持的美国游客却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和媒体的力量可以拯救他们。虽然整个劫持事件从小说的第230页之后才开始描写，作家似乎并无渲染此事件的意思，但全书却一直在强调着一点：善良的动机并非一定导致好的结果，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跨文化、跨种族的交流上。例如，旅程中个人的疏忽会被认为是亵渎神灵，一厢情愿的礼物会使接受者遭受灭顶之灾。仅书名“拯救溺水鱼”就明白揭示着因文化无知导致的一厢情愿的荒诞。值得注意的是，故事的“灵异”叙事者具有东方背景，而叙事中的行动主体基本上是西方人，但故事发生的地点又在东方。叙事者、叙事内容和叙事行为，无一不受文化差异甚至割裂的影响。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造成了文化感受和理解的差异，而在这种差异和距离所导致的近乎滑稽和荒诞的效果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甚至政治信息。谭恩美擅长的就是以其特有的叙述节奏来捕获读者，让人们认真地倾听，甚至对那些絮叨和琐事发生浓厚的兴趣。小说具有众多的人物，多次的漫谈甚至偏题，但总是带着淡然、从容、纯熟的话语节奏，这令读者逐渐深入拯救和被拯救的问题，探究事件的本因。谭恩美在作品中不无揭示性地讽刺了美国人因优越感所产生的忽略甚至是主观武断的行为，例如，美国的中学课本中除了提到美国飞虎队外，几乎没有涉及二战时期的中国；游客们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态度大多是同情或给予经济资助，而对于自己的旅游则是抱着让未知的国度诊疗和解救自己在美国的精神困境的目的；看到当地人们将鱼捞出水面，还抱着不让鱼淹死的仁慈信念，美国游客们愕然了。